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今人们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时讲得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实为一个“古”与“今”的关系。传统文化当然是“古”，而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指向的无疑是“今”。也就是说，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只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之“古”的问题，而更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古”与“今”关系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广大学者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候，也有少数人在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比如，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必须再儒化”的主张，事实上这种主张是没有市场的。“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预告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共产主义的实践基础”。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比较后的历史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个“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导权、打好主动仗”。

　　这种现象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处理好中国文化的“古”与“今”关系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而这个前提性问题，在今天人们讲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候，却往往被忽视了。人们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可以说都集中在传统文化上，如传统文化中有哪些资源可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资源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等。

　　其实，对于这个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有过明确的说明。80年前，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承继者时，就强调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这个前提，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主体，依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才能做好这个总结和承继的工作。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时，也凸显了这一主体和这一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依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而不是以别的什么身份、依持别的什么原则，来总结和承继中国文化遗产，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古”与“今”关系的问题上，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认为作为文化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因而文化要适应经济和政治的变迁，作出由“古”而“今”的转化和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看待文化问题，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他进而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总结和承继，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兴，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不是要把自己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由此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古”与“今”关系，为什么“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为什么“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也就清清楚楚了。

　　总之，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处理好中国文化的“古”与“今”关系的问题，仅仅在传统文化上去着眼、着力是不够的，必须要坚持实现转化与发展的主体及主体所依持的原则这个前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