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社会发生大变革。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独特发展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历史根基。

　　为了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经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价值和贡献，有必要简要回顾、分析西方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社会学是现代化的产物，是认识和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升民众福祉的科学门类。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西方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立基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因此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相对性和情境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知识，而非客观的、普适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它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现代化，成为众多国家的效仿对象。西方社会学借助人们对现代化的渴望和西方政治经济霸权进入发展中国家，被一些国家和民众误认为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普适的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维持总体和平局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比如，德国经济在上世纪50—70年代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80年代生机勃勃，韩国、新加坡经济在上世纪60—80年代实现腾飞。它们的发展过程都以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为基础，并没有采取与英国、美国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却都实现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过程并非只有单一模式，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也不尽相同。同样，作为现代化产物的社会学，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非凡，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前行。由于独特的基本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特点。比如，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注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在文化传统方面，与资本主义文化过度追求效率和自利，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情况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以人为本、和谐包容、义利并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在国家治理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片面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导致社会乱象丛生不同，中国根据总体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起涵盖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各领域的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蓬勃发展，呼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国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概念、理论以及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践根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社会学者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发展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