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有若干条件，其中之一是要认识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我们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土壤，这就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样化的发展中逐渐统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长时期中，中华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没有断裂，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异。其中的机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异，多样统一。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消化力、融摄力很强。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这是不错的，但这是沿袭培根的说法。四大发明很了不起，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茶叶、算盘等。中国古代诸多科技发明，至少有二百多种伟大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着改变世界的作用。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陆续传往欧洲并大受欢迎，冶铁、穿井、养蚕、缫丝、丝织、造纸等技术也相继西传。到宋元时期，我国的陶瓷通过海上交通风靡全球。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数、医、农学之奥秘。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社会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组织，士绅阶层的作用很大。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传统中国不光靠政府，而且还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既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又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抚社会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扶助、救济贫弱，以“学田”等形式支持并资助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铨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我国汉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对于罗马的武人专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动、建构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谏议制、监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义。中国古代的官制是十分丰富的宝藏，不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制度建构。儒家通过天命论与革命论、民间舆论的震慑，特别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来批评、监督、限制君权。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来自英国，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的制度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的理想人格追求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例如，儒家思想在欧洲启蒙时代起过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及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经伏尔泰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人权与伦理思想。法国1789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也有所体现。《独立宣言》第二条为：“人人获得天赋的若干规定而不可移的权利。”杰弗逊解释说：“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把儒学的原则、孔子的智慧贡献给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与被通过。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通过的由孔汉斯先生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足以驳斥撒切尔夫人等所谓“中国人没有向世界贡献价值观”的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