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成大事者，必有异于常人之处，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不说别的，就是一生所下的自省功夫，曾国藩就超出了同时代与后来的许多人。曾国藩的自省既见于家书，更见之于日记。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黎月乔前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看了熟人写的诗，明知道不怎么样，却违心吹捧，还要故作高深，曾国藩觉得自己太装。

　　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批评自己待朋友郑小珊态度不好：“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仇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这里需稍稍说明一下，曾国藩与郑小珊是同乡，又均为京官，郑精通医术，多次为曾家人看病，彼此来往十分密切。只是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发生口角。后来，曾国藩主动认错，两人和好。上述日记就是针对这件事写的。

　　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里批评自己的好利之心：“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里痛斥自己见了美女心里痒痒的：“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可以说，曾国藩的自省是全方位的。

　　然而，曾国藩有一点更为一般人所不及，那就是他不怕露丑，为了人格完美，自觉引进“外援”。

　　曾国藩的“外援”之一是圣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于万一。”意思是自己要向孟子学习，长养浩然之气，做一个正直、善良、于国家有贡献的好人。

　　曾国藩的“外援”之二是良友、亲人。赴京城做官之后，在唐鉴的引荐下，曾国藩认识了理学家倭仁。某次，曾国藩拜访了他，倭仁给曾国藩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学会“研几”，所谓“研几”，就是要看重细节;二是要写日课，即每天要做些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坚持不懈。这两条意见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陈岱云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又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国藩希望其指出自己的缺点，陈岱云说：第一要戒“慢”，说曾国藩无处不有怠慢之气。又说曾国藩与朋友常常对立得很厉害，“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说曾国藩处事不患不精明，而是太刻薄。曾国藩评价说：“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邵蕙西在前一日晚间看到西南方有异象，清早来找曾国藩，想好好探讨一番。聊完天，曾国藩留他吃早饭。或许是觉得两人关系很铁吧，邵蕙西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曾国藩的几点看法：“一曰慢，交友不能久而敬之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持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邵蕙西的批评很有辣度，等于说老曾有人品上的缺点了。曾国藩事后在日记中如实记录此事，还感叹道：“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正面肯定了朋友的批评。

　　俗话说，“长兄为父”。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长兄要给后面的弟妹作出榜样，使他们走上正道;二是长兄具有父亲一般的威严，长兄的意志，弟妹必须服从。对前面一点，曾国藩做得特别到位，对后面一点，曾国藩则看得比较淡。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说：“早接九弟信，言古称君有诤臣，今兄有诤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若九弟果能随事规谏，又得一二严惮之友，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曾国藩如此说，也如此做。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荃来看大哥，当面批评曾国藩待亲人太刻薄，曾国藩虚心地听受了。

　　曾国藩在修身时如此看重“外援”，原因有两个。其一，人本质上总有几分自恋，容易盲目相信自己的视野、思想、决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了“外援”，也就有了向自我开 刀的勇气。其二，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相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各各有别。有的事你做了之后自己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却可能觉得殊为不当，有“外援”直言相告，我们也就能更客观地省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