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这是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为了将党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经反复打磨、提炼，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旨在建立起一套裁判文书的说理机制，把党中央的要求落实在制度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意见》的发布能够对法官释法说理提供明确的指引，而且《意见》的实施能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每个案件的公平正义。

　　一、注重技术以提高技能

　　《意见》第一条就明确，加强说理的目的是“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而说理的价值则在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裁判文书的“可接受度”，也就是要不要说理、说什么理、怎么说理的问题。对此，《意见》首先从技术层面解决，以“事理”“法理”“情理”和“文理”分头并举说明了彼此的关联。而且，“逻辑”要“清晰”。这看起来一笔带过，其实要求很高。因为，裁判文书中的逻辑，基本上不适用我们熟知的形式逻辑，而是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尽管因裁判而发生，为裁判而发展，但要在裁判文书中清晰地展现“身段”，法官就得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和司法业务能力。非法证据排除是当前司法中十分头疼的问题。《意见》对此没有回避，而是用浓重的笔墨，特别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该如何说理，在技术层面入手解决。

　　二、繁简得宜而张弛有度

　　法官制作裁判文书，说理说到什么“度”，怎样才能既“不过”又非“不及”，是法官们最难把握的。虽然说理不足的裁判文书很多，但说理过头的也非鲜见。对此，《意见》用了“强化”和“简化”这两个看起来不精确而实际上很准确的关键词来“摆平”。

　　说理本来就是为了受众接受裁判结论，因此，难以接受的，说少了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反之，显然可以接受的，说多了可能适得其反。 说理多寡的“度”在哪儿，“边界”在何处，着实无法描述清楚。《意见》以分类列举的方式，分别说明何时强化、何处简化。这尽管不能包罗无遗，但实乃最佳手段了。

　　关于二审、再审的针对性说理，实际上是上述强化、简化说理的具体应用。当事人上诉、申诉，其不服之处，都表现在主张及其理由。裁判文书说清楚其不被接受的原因，或说服了对方接受，法院就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意见》第十条突出二审、再审文书的说理之处，可谓恰如其分。

　　强化和简化说理之说虽然可能源于《意见》起草组调研中曾讨论过的“裁判文书繁简分流”，但两者显然“源”同而“流”不同。

　　裁判文书制作格式的规定，同样利弊兼具，既是“规范”，也是约束。就说理而言，格式对法官的“约束”比“规范”影响往往更为显著。“规范”的前提下，调整文书的体例结构，将“遵照格式”视为一般，将“突破格式”作为特殊，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化说理。

　　如果从裁判文书数量看，强化说理是少数，简化说理是多数;如果从法院体系看，基层法院简化说理是多数，越往上，强化说理越多。如此，说理才能繁简适当，法官的工作才能张弛有度。

　　三、制度保障以完善体系

　　裁判文书常见，也最为诟病的，一是引法不全，二是语言失范。《意见》为了在说理中减少、避免此种“失当”，分别不同的条款做了专门的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裁判文书行文应当规范、准确、清楚、朴实、庄重、凝练，一般不得使用方言、俚语、土语、生僻词语、古旧词语、外语;特殊情形必须使用的，应当注明实际含义”。事实上，说理中出现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语言的表达问题——无论过头还是不及，至少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审判，从某种意义看是最严肃的语言文字工作，但遗憾的是，多数法官没有意识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意见》为此下了足够的力道。

　　裁判文书说理到位，需要一套保障措施，将说理机制提升为一个运行系统，为此，《意见》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条，对法官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导、考核、评价，做了明确要求。

　　与前述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第二十条，授权地方高级法院制定实施细则。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实际上意义非常。因为我国数以十万计的法官，不仅在不同的地域，处于不同的审级，而且专业水平、表达能力也各不相同，这正是《意见》由“刚”变“柔”，由具体变概括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意见》措辞是“可以”，但就地方法院而言，我们建议视为“应当”。地方法院对此如果有自己的“操作指南”，笔者相信，《意见》所发挥的能量将会呈几何级数递增。

　　(作者：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