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身居要职的重臣，更是皓首穷经的鸿儒。他在家书中提及最多的是读书学习，曾嘱子孙不欲做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其治学之道，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治学目标：进德修业，经世致用

　　自宋以来，湖湘一代盛行奉程朱理学为正宗、重经世务实的学风，理学家毕生所追求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中前半部分讲修身养性，后半部分便是经世之说。这对曾国藩的读书治学之道产生很大影响。

　　曾国藩曾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即修养美好德性，无愧父母宗祠;修业即钻研学问经典，以求谋食立身，而此二者，俱与功名无关。曾国藩曾数次科考不中，深知科举取士的危害，在他看来，科考书目固定，应试文章八股，若单为考取功名而学习，则易读死书，死读书，若一生功名未中，而其他学问也无渐进，则是画地为牢。如此一来，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就是欲求一塾师也不可得。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孙读书要广泛涉略，终身学习，以自娱身心，富养精神，不求后辈为达官重臣，惟愿代代有秀才。

　　同时，在曾国藩看来，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切忌空虚之学。在晚清朝廷危机之际，一介书生曾国藩将读书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创建湘军，兴办洋务。结合时局，曾国藩认为学问无外乎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遂选聪颖幼童远渡重洋，学习步算、制造诸科，翻译西方科技之书，以图自强。曾国藩博览群书，组建湘军时采用戚继光束伍练兵之法，整理盐政时采取陶澍的经验，整饬吏治时对照前人的得失成败……后来，曾国藩成为一代“中兴名臣”，大概就是由于他能知行合一，将知识与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的缘故。

　　治 学 方 法 ： 看 、读、写、作、录

　　古语说，砍柴不对纹，累死砍柴人，读书治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阅读。曾国藩用商人积累财富和兵家攻城略地来比喻阅读，说明只要个体发挥积极主动性，阅读便可使人们迅速获取新知，开阔视野，丰盈精神。然而阅读并不是漫无目的地看，一是要博学专精，在广泛涉略的基础上精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二是要读好书，读经典。

　　“读”，就是朗读、诵读。朗读不仅可以“无忘所能”，使所学的知识能够真正掌握而不忘记;而且可以朗朗上口，自娱其心，是以“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采其深远之韵”。

　　“写”，指的是书法。曾国藩曾因写字迟钝吃亏不少，所以教育子孙无论写哪种字体，要持之以恒地练习，最终达到写的又好又快的效果。

　　“作”，就是写作，任何思想或知识，只有付诸文字，才能将其传至更远。曾国藩主张为文者平时要多观察多积累，做到胸中有丘壑，这样做出的文章才言之有物，否则只是一种拙劣的文字游戏和华丽的辞藻堆砌，根本不足以称之为文。同时，人不是天生就能做文章的，写作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实践的过程，要把天马行空的想象落实到纸上笔端，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怕丑的心理。曾国藩教育正在学作赋的曾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此后弥不肯为矣……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或许我们最初的写作只是从模仿名家名作开始的，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最终自会分别蹊径，有自己的思想和气韵。

　　曾国藩虽只说了“读书四法”，但他的读书治学思想中还贯穿着做札记的方法，即“录”。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时，要随手做札记，如遇令人拍手称快的文字，要用朱笔标识。曾国藩在读书时常将心得和当时有疑问的地方分册摘录，随着学问的渐长，每有新的心得便记录在对应条目的下面，日积月累，便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功可强立，名可强成，曾国藩天资不算聪颖，但通过坚持不懈地静心治学，最终成为一位受国人敬仰的“学者型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