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王阳明的一生很短暂，仅有五十七年，但他留给世人的财富却是无穷的。阳明心学要旨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生态智慧。阳明心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其思想所焕发的光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

　　对我国的影响。阳明心学产生后影响巨大，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都有阳明的信徒，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引发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明亡以后，阳明心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近代以来，孙中山、蒋介石、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包含有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蒋介石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

　　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如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主张“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他自己也说，其哲学体系中的“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

　　对日本的影响。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桂悟东归，日本始知有阳明心学。明万历年间，阳明著作就传入了日本，被称为江户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就读过《阳明文录》。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被称为日本阳明心学的“元祖”。中江藤树之后，出现了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心学大师。三轮最先注解了《传习录》，这个注解本甚至早于中国本土。佐藤提出朱陆(王)会同的理论，从而使得日本阳明心学成为幕府之学，具有官方地位。大盐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心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心学的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已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心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对朝鲜的影响。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心学，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心学。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心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心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时，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心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心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越是重要的思想家，其内在张力越大，矛盾也就越大。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本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但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则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不道德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借口，所以王门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阳明心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克服了朱子学的一些弱点，同时也有自身的弱点，也需要朱子学的补充。

　　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挺立道德主体。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其实是由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不能为物欲所遮蔽，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权力崇拜、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

　　提供生态智慧。王阳明对自然万物，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了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在他看来，不仅是动植物等自然之物，甚至人造之物(如瓦)，因其源于自然，又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品，也都有生命，都有存在权利，都要顾惜。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

　　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大众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认可书本上、讲堂上的道理，但离开书本和讲堂后却难以躬行践履。“知行合一”其实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做不到是因为还没能理会得透，理会透了自然做得到。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涵养官德。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社会风气不好，首先在于官德不好。阳明在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四百年来影响深远，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慢慢品味、躬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