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循环经济正在各地积极试点并推广。但是，部分城市精心打造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并没有创造显着的效益，反而陷入债务泥潭。很多循环经济项目发展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冷静反思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服务集团主席何世红日前在中国甘肃循环经济国际博览会上表示，“关于循环经济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个是循环经济如何进行循环;另一个是循环经济如何进行经济化的操作。”

　　循环经济“三个层面”

　　何世红认为，循环经济简单来说，循环就是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甚至不浪费。他说，“这种循环，至少要从三个层面同时进行。”企业内部的循环，只能算是小规模循环;一定区域之内的所有企业联合起来搞循环，这是中规模的循环;整个社会层面都进行循环，这才是大规模的循环。同时，不仅工业要循环，农业也要循环，服务业、金融业等各种领域都要进行循环。这样各部分才能真正组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的循环经济。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要素，循环经济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并且可持续发展下去。

　　何世红提出了三点具体的要素。一是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和单位要素的产出率，主要体现在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面，这是通过一系列的“高”与“低”、“新”与“旧”的替代、替换来实现的。其二，是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构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建立起生产和生活中可再生利用资源的循环利用通道，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向自然资源的索取，在与自然和谐循环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三，是废弃物的无害化排放，通过对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减少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结成九个字，就是“好好用”“一直用”和“清干净”。

　　在政策方面，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中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资源产出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推行绿色消费，加快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循环经济开始在各地试点并推广。无论是东部城市还是西部城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把循环经济当做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化操作”?

　　目前，部分城市精心打造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并没有创造显着的效益，反而陷入债务泥潭。个别地区，循环经济变成了一种掩体，甚至为污染重、资源消耗多的企业打掩护。只要把这样的企业打包进循环经济园区，就能以循环经济的名义阻挡政府的监管，丝毫不顾其实际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给过热的头脑降降温?冷静反思如何真正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何世红认为，其实从循环经济这个名词本身，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和启示，一是循环，二是经济。很多循环经济的项目实行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好，也不是因为国家政策不到位，而是在运行过程中发现没有实现经济效益。那么循环经济最终的落实者还是企业，但企业通过循环经济没办法盈利甚至造成了亏损，那这样的循环经济是没有办法得到企业的拥护的，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国家收回了相应的补助政策，更是会给企业造成额外的负担。

　　就好比说搞农村金融，一大部分要靠国家的政策补贴和福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把农村金融的发展停留在政策性金融的层面，而是必须要把农村金融发展成商业化的金融。这样才能让农村金融可持续的运营下去，而不是完全依存于国家的农业政策。

　　循环经济也是这个道理，在实施、推进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经济仍是主导性的，经济的合理性是物质、能量以及废弃物循环利用的边界条件，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是难以为继的。那么如何让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化的操作呢?何世红认为，“其重点在于商业模式的选择和实施。”循环经济首先是经济，是建立在物质、能量以及排放、废弃物循环流动基础上;是有时空概念的经济，是有成本概念的经济。经济效益始终是循环经济的目标，只不过我们放弃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了更加科学更加环保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

　　何世红指出，推进循环经济必须充分重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不能把最根本的经济利益放一边。“那样的循环经济最终只会变成一场作秀，损失的仍是企业和政府。”他说。

　　循环经济的国际模式

　　何世红认为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模式需要我们思考和借鉴。包括杜邦模式、丹麦的工业园区模式、德国DSD回收再利用模式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据介绍，杜邦模式是一种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与此同时，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杜邦公司创造性地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相结合的“3R制造法”，通过放弃使用某些环境有害型的化学物质、减少一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到1994年已经使该公司生产造成的废弃塑料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丹麦的工业园区模式，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

　　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生产厂，以这4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实际上是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盈利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目前有1.6万家企业加入。

　　它将这些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任何商品的包装，只要印有它，就表明其生产企业参与了“商品包装再循环计划”，并为处理自己产品的废弃包装交了费。“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绿点”费，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其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法律体系。200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这是一部基础法。随后又出台了《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第二层次的综合法。在具体行业和产品第三层次立法方面，2001年4月日本实行《家电循环法》，规定废弃空调、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由厂家负责回收。2002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汽车循环法案》，规定汽车厂商有义务回收废旧汽车，进行资源再利用;5月底，日本又实施了《建设循环法》，到2005年，建设工地的废弃水泥、沥青、污泥、木材的再利用率要达到100%。第三层次立法还包括《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绿色采购法》等。

　　其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首先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资源再利用问题，如家电、汽车和大楼在拆毁时各部分怎样直接变为再生资源等。其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这四种模式，从企业内部模式一直到整个社会的模式，从微观到宏观，都为我国运行循环经济提供了参照。而在实行循环经济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不同层次建立相应的发展模式，从企业，从行业，从政府，从整个社会建立一套完备的循环经济模式，才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的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既要取得环境的收益，更要获得经济的效益，这样才能让循环经济循环下去，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解读“金昌模式”

　　何世红认为，金昌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金昌早期的发展确实与有色金属工业的开发密不可分;而现在拥有的循环经济模式，也与有色金属和原材料加工工业紧密相连。但是，现在的循环经济模式仍是一种传统的、附加值较低的商业模式，终有一天会因为对环境的不友好以及较高的投入和附加值较低的产出比重而被时代淘汰。

　　因此，何世红建议，金昌必须要走在前沿，将现有的传统模式不断转化为更先进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投入低、无污染、高附加值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

　　何世红综合分析了金昌目前所拥有的独特地理位置、空港优势，以及有色金属生产与深加工基地优势。他建议，金昌可以建设一个“河西走廊循环经济总部基地”，西起酒泉，沿途经过张掖、武威等城市，向北可以辐射至阿拉善右旗，向东一直延伸到兰州。这个总部基地，将绝大部分河西走廊区域内的城乡循环经济产业整合在一起，而金昌处于中央位置;同时机场建设也使得金昌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而金昌也是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