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生基础上看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基。建党理论上的分野是形成新型和旧式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因，与旧式政党以维护部分人的利益为建党目的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正因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行动灯塔，冲破了利益问题的迷雾，彻底摆脱了旧式政党制度的私利羁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才能够在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上登高望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之本。自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以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深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1949年新政协的成立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初步形成。从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史上看，新型政党制度萌芽于革命时期、磨砺于建设时期、淬炼于改革时期、升华于新时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始终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进步和发展，始终充分发挥他们在共商国是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独特优势与积极作用，从而赢得了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始终拥护和鼎力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力量之源。“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5000年悠久历史培植和孕育出饱含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中国土壤，中华民族一贯倡导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中庸和合、和衷共济的合和天下思想，这就为构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同时，我们党始终注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而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积蓄了磅礴的文化伟力。

　　从功能优势上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发挥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旧式政党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功能优势主要体现为四大优势。

　　政治稳定的优势。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而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中国共产党执政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通过参政表达和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确保了各方利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效保证了我国和谐稳定的政治发展局面。

　　政治共识的优势。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领导与自觉接受领导的关系，通过这种政治上的领导关系，我们党把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有效转化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理想，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夯实了多党合作的重要政治共识和政治准则，为新时代多党合作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历史舞台。

　　政治协商的优势。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新型政党制度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重要体现，不仅确立了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制度架构，而且形成了一个纵向多层、横向联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能够把各种新兴社会力量有效纳入政治体系框架之中，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政治定力的优势。旧式政党制度由于存在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型政治盛行，导致了执政党难以谋划国家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即使制定了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因此，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平稳运行的政治定力，我们党不仅连续制定了13个5年规划，并且擘画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更能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人民勠力同心、团结奋斗，稳打稳扎地实现既定的规划目标任务，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发展。

　　从价值意义上看

　　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理论指导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实现了从“追赶时代”向“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种引领也表现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嬗变上，即从之前强调特殊性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到当前注重引领性的新型政党制度，从而使我们党在世界政党政治的话语权上掌握了主动权。首次把世界政党制度划分为新型政党制度和旧式政党制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同，破除了西方所一贯把持和主导的简单以政党数量和政党竞争为政党制度模式划分标准的话语霸权。

　　新型政党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1世纪中叶调整为二〇三五年，足足提前了十五年。面对宏伟的目标、艰巨的任务，单靠我们党“千里走单骑”是不行的，必须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就是要更加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动员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新型政党制度为丰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提供了政党制度发展的中国范例，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优势，拓展了世界政党政治的理论向度，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政局稳定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政党制度模式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扎根于本国土壤的政治制度才能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