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句话包含几层意思：中国人相信，历史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的至高存在，个人虽然是历史的参与者，但历史有它自己运行的轨迹，比如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观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代表，历史被赋予了天命的性质，人只能参与其中，但不能决定它。中国人还相信，历史能给人答案，知道历史怎样走来，也就为当下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甚至还能预判历史将怎样走向。中国人也相信，历史可以实现正义，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正义终会到来，而且是在现世中。这些深植人心的观念促使我们与史结缘，不但重视历史的物质载体的保护，更重视写史和治史，以满足求真求善的深层动机。

　　发现历史轨迹、研判历史走向可以归纳为求真的动机，在历史中寻求正义则是求善的动机。这两种动机同等重要，而且不可分离。

　　历史的求真和求善在另一个方面也很让人着迷，即通过对某时段社会的透析，发现其社会运行的隐秘，这种真相的揭开是充满趣味的;而结合这些真相，想象某个人在那时那地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选择，也会牵动人心。

　　陈良先生的《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制度》(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系“政治文化丛书”之一)，正是满足这两种动机的精心之作。作者细致挖掘了中国历史兴亡更替的制度和人性原因，对某些历史的可能给出设想。首先是思考治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所谓治世，是传统策论话语中最为人熟知的“政通人和”，而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去看的话，“政通”背后必有合理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分配制度，使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获益，实现公平;也须有适宜的行政体系、官僚体系使政治顺畅运行，实现公正。“人和”既是“政通”的结果，又是“政通”的条件。用博弈论的视角去看的话，政通人和是社会各方势力经过一段时间博弈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在这种平衡状态下，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公平，实现正义的预期较高。良好的制度在制定时是适合当时的条件的，在运行中，条件发生了改变，人性中的某些因素(比如惰性)使得制度不能及时调整，导致制度逐渐失范甚至无效，积累的因素足以打破原有平衡，这时往往在政治局面乏善可陈的表象之下，酝酿着各种危机。这个平衡的建立——维持——打破的过程，正是我们熟悉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析平衡失衡状态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取出一些模式甚至公式，以探析历史奥秘，这是陈良先生一直试图做的。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是政治治理的最佳状态，虽然这是一种臆想，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实现过，然而这个命题无数次地召唤后来者，通过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来给出较优的方案。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尧舜，但是至少可以在认知领域给人类开药方，这也正是中国古人如此渴望立言的动因。看来，中西方在这点上是相通的，即都认为在哲学和史学思考中，是可以实现正义的。具体到历史领域，这里说的正义并非简单的善恶评价，而是对某些模式的揭示，对某些趋势的判断。在产生一种大历史观后，就会产生一种能力，不再人云亦云，时刻保持谨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更大的拼图，在宏观视野中去审时度势，这种理性的能力最终会有助于实现正义。

　　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时，他说：“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不陷于党争的具体是非，不对具体人物事件作出偏颇的评价，而是思考他们共通的局限性，这种洞悉是深刻的，对历史人物也是宽容的。

　　“义”是天经地义、理所应然的意思，它一直规约着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虽然正义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远古社会至今，许多标准已经发生了从黑到白的颠倒。可是大家还是要寻求正义，因为至少在今天的科技医疗水平下，人的一生不过百岁，在他建立认知的过程中，一些价值观会植入他的内心，这些观念是历史形成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曾过去”，从基因的角度思考福克纳这句话会深以为然，人类文明的基因就在历史中复制、变异、传承。这些基因可以说具有一种普时性，它可以穿越时间。一个两千年前的小女子缇萦的刚强勇毅至今能震撼我们的心灵(《小女子改变大法度》)，消失在历史中的一支军队从巅峰到衰亡的原因还会令今人唏嘘(《神策军的退变》)，这些都是作者通过深挖细思呈现给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