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学人，诸如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鲁迅、胡适、章太炎、钱玄同、林语堂、陈独秀等，他们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考察他们的学术成果，固然可以深层次地思考个中奥秘，但其“三功”从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那个时代读书界的格局和气度。

　　一是讲功。他们大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很多学人博闻强记，长于演讲。他们有的机智，有的幽默，有的深邃，有的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不乏讲学高手。黄侃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虽然他生前述而不作，但在讲课方面颇受学生好评。听黄侃讲课，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黄侃正是凭借着孜孜以求、认真严谨的读书治学精神，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二是背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人的背书功夫大小，与他的学问成就成正比。早年，章太炎在台湾做记者。一次与同学李书聊天，他自信地说：“在我所读的书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容都可以背诵出来。”李书不信，于是把自己读过的经书全搬了出来，想考倒他。不料，章太炎如数家珍，连哪一句出自哪本书的哪一页都丝毫不差，让李书佩服得五体投地。1926年的一天下午，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作家茅盾等人吃饭。酒至半酣，章锡琛说：“听说雁冰兄会背《红楼梦》，来一段怎么样?”茅盾表示同意。于是，作家郑振铎拿过书来点回目，茅盾随点随背，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竟无一字差错，同席者无不为他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

　　我们反对读书死记硬背，事实上反对的是没有融会贯通的死记硬背。就人文学科而言，没有一点记忆量恐怕是无法做学问的。文章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如果没有必要的记忆背诵，哪里有写作的广征博引呢?很多大师都是在平时的积累和记忆中，才成就其学术著述的。

　　三是坐功。正所谓“学之道，贵以专”。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无论在学校里有多忙，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钱先生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他的妻子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原来，钱先生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很显然，正是这种坐功，对做学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弟子最先传授的知识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亦说明坐功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