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及理念。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对政务大数据知其大略但理解程度参差不齐，这里有应用层级、复杂等级、数据量级的影响，但关键还是理念的问题。如个别领导干部不愿共享本单位或部门的数据信息，因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触碰既有的利益分配;个别领导干部把握不好数据开放与保密之间的界限，认为共享、互联、开放容易造成数据泄密，因而对政务大数据敬而远之;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工作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或亦步亦趋简单模仿他人做法，或做出开放共享的尝试而没有长效机制，这些问题导致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一些地方或部门难以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理念，利用政务大数据全面分析问题、宏观解决问题、科学预测问题。党校、行政学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也应当承担起党员领导干部数据素养提升的责任，通过教学、研讨等多种手段使大数据理念与思维进课程入头脑，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大数据意识，形成大数据应用的自觉氛围。

　　建立政务大数据开放共享机制规范。政务大数据迫切需要解决“谁来开放、开放什么、谁来用、怎么用、谁来监管”的问题，亟须将数据的采集、利用提升到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此，应建立开放共享的标准规范，形成数据资源共享目录，建立数据基础库、业务主题库等各类资源库，明确数据资源的采集标准、清洗规范、共享范围、操作流程等;建立开放共享的推进机制，明确数据开放共享中的权责关系，配合管理办法、实施方案、资金安排等，扶持率先开放的重点领域，形成“领头羊”效应;建立开放共享的监管机制，监测数据开放的动态性和实时性，监管数据利用的范畴和力度，将开放共享程度纳入绩效考核，对工作力度不够、不作为等问题展开问责，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的刚性制度。

　　政务大数据应用才是发展的“牛鼻子”。要从大数据中获得预测性、决策性信息，直击政府治理场景中的难点痛点，政务大数据应用才是问题关键。其一，大数据分析是基础支撑。大数据体量大、来源多、价值密度低，非结构化数据高维、多变、随机性强，基础数据和过程性数据需要优化组合才能产生规律性信息，迫切需要加强在分布式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的技术支撑。其二，政务与企业大数据结合是重要手段。人们每天的阅读、购物、支付、出行等产生大量数据，政务与企业大数据共享进行深入挖掘，会进一步激发“数据民生”的潜能，创新政府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如出行领域会产生位置导航、车辆轨迹、共享出行、送餐服务等信息，交通部门拿到这些数字轨迹信息就可以预测交通需求，进而优化道路交通体系布局，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市场监管中依靠传统的现场抽检往往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当前的网络餐饮点评、旅游休闲点评等可以对经营企业进行有图有真相的客观评价，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补充传统市场监管的不足。其三，透明管理与智慧服务是目标追求。政务管理与服务各环节处处留有数据痕迹，便于事后追溯追责的数据查证，还可以监督政务服务是否公平公正，使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大数据还可以实现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精准服务、主动服务、智慧服务，促进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凝聚。

　　筑牢政务大数据发展的安全保障体系。应调动国家、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等各方力量，建立政务信息安全新秩序、新格局、新生态。政务大数据的可控性是最大风险点，因而需建立数据资源资产化和应用利用授信机制，加大基础设施、支撑平台、数据安全的自主创新力度，建立对承建商、服务商的安全评估和风险测评机制，运用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技术做好安全态势的感知预测工作。此外，还应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当前，《网络安全法》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具体的司法实践也不尽如人意，亟须明确个人信息的基本属性、保护模式等，将个人信息纳入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范畴，通过主动免疫的大数据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更重要的是，需处理好应用与安全的关系。大数据的开放共享会越来越模糊数据扩散的边界，如果边界控制不好发生过度扩散将会引发安全隐患，要做到既不因为数据开放共享而降低数据安全要求，也不能片面追求安全而阻碍大数据发挥价值，只有做好政策、体制、机制、技术等各方面的规范工作，才能把政务大数据的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效益发挥到最好。

　　立足民生问题进行的政务大数据发展应用能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资源配置、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智慧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