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国务院决定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长期的金融垄断与开放不足，不但导致金融业本身发展滞后、竞争力低下、大大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所以才有了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改革呼声，有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中央已经统一了思想，要打破金融垄断”。

　　此次的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方案，能在短短5个月内获得国家批准，也显示了金融改革的紧迫性。

　　但对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不能寄望过高，更不能代替宏观层面上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推进。

　　实际上，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已经展开，只不过断断续续，进进退退，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已。就以温州来说，1984年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1986年诞生了第一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开金融改革之先声。

　　遗憾的是，这种势头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下去，反而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被借机“规范”了：1995年，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1998年对57家城市信用社进行清理整顿；1999年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间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温州金融改革因疾而终。温州金融改革试验不但没能为全国提供成熟经验，没有对国家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成为了反面教材，以至于温州自己在金融开放方面更加谨小慎微，甚至已经滞后于其他地区的发展，直至出现了2011年的民间信贷危机，并直接促成了此次金融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

　　我国宏观层面的金融开放，也已有2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1980年代的汇丰银行重回内地投资经营还有特殊因素，那么1990年代初对外资金融机构放开国内市场则已经上升为国家开放战略和金融改革的一部分。

　　1992年，我国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并允许外资银行在深圳和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进一步承诺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人民币业务和私人零售业务。只不过由于各种经营限制，外资金融资产和主要业务指标，至今为止在我国市场上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此外，作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重要举措，几大商业银行境外上市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既没有根本改变国有银行的基本特性和治理结构，也没有改变长期存在、趋于固化的金融垄断格局，最大的获利者或许是那些进入而又退出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再次推出。但也正因为有这些前车之鉴，决定了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绝不应仅仅只是允许举办几家民营金融机构、让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也不应仅仅只是局限在村镇银行以下层面，更不应把这次试点作为国家层面金融改革和开放暂缓推进、等待观望的理由，要以这次试点的结果作为我国金融全面改革的镜鉴。

　　单从金融改革开放试点的角度说，我国的金融改革试点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了，并且以往的层次、深度、广度都要远比此次温州改革强得多，如果此前的一系列试点都没有试验明白，那么也就不能指望狭小得多的温州金融改革能产生多大推动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重点其实只有两项：一是允许建立真正的民营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银行；二是真正实现利率自由浮动，让市场来决定金融服务及其价格。只有做好了这两点，温州金融改革才有全国价值，才能真正为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提供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打破金融市场垄断，才能真正实现金融管制的市场化。

　　如果此两项重点没有实质性推进，那么不管什么原则也罢、目的也罢、12项任务也罢，这种改革充其量对温州本地有点作用，且还不能高估，对于全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则会几近于无。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