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对民间资本的束缚，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是温州“金改”的重要目标
□要有“试错”的改革环境。勇气和理性，是今天改革者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
□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能边界，各守边界、各司其职，事关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败
□群众不是改革的旁观者，也不仅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而要始终视之为改革的创造者、主体力量
编者按：从去年9月出现的“温州金融风波”，到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这场被普遍认为“危机催生改革”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温州成为解决经济金融领域突出问题的试验基地，它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示范平台，也是体现全国金融改革方向的重要窗口。
在这场事关民间资金命运声誉、事关大量小微企业生命力、事关“温州模式”未来、事关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温州试验”中，改革者被寄予厚望，也面临巨大考验。
如何破解温州经济投资难与融资难的双重困境，金融领域体制改革从哪里突围？改革能否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风险、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试验效果并推而广之？这既是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目标。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谈谈温州改革的情况。
“温州试验”的示范作用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现已进入启动实施阶段。具体方案日前刚获批准，中央部委即纷纷给力支持。在温州，两家民资管理公司、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开张，小额贷款公司进入市场化运作模式……一系列进展让人振奋。这让人们想到了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温州金融风波。是危机倒逼出这场改革吗？
陈德荣：确实，这场风波凸显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快了国家对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
从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维度看，30多年改革解决了许多关键性问题，但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里绕不开、躲不过的礁石，必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要素市场化改革里，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
温州风波为什么产生？温州发展模式为什么陷入困境？从宏观层面看，与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有关；从企业层面看，有温州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深层次反映的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不足——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地方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民营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
“风波”出现后，中央高度重视，我们也紧急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经济形势，有成效，但困扰温州经济发展的“民间资本多但投资难、小微企业多但融资难”的现象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能从体制机制上突破，温州“两多两难”就无法破题，经济转型就成一句空话，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冲击。
从全国看，温州现象不是一地一时的问题。只是因为温州民营经济具有先行性，民间资本充裕，民间金融活跃，对宏观形势和市场变化反应敏感性更高，所以遇到问题更早些，暴露的矛盾更为突出。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全国性意义。不过，如何把国务院确定的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等12项主要任务细化到实践当中去，是一次更大的考验。
陈德荣：这次的改革方案在观念上有不小的突破。实现这些突破，关键是在推进改革中落实。
将“十二条”放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背景下，最大的特点在于，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于商品市场领域，这次则冲破了对民间资本的束缚，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规范化。
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下，我们推出了包括50多个项目的一揽子计划。归结起来，就是希望在4个领域实现突破，即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地方金融监管体系。
本报评论部：如何评判改革得失？
陈德荣：金融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评价金融改革成败与否，很简单，看民间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能否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看“两多两难”问题能不能破解，看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能不能解决。更简单些，就是看能否建立起与民营经济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希望通过这次“金改”，能引来民间资本之水、浇灌实体经济之田。
把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本报评论部：温州金融改革的一举一动，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必然引来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引发争议。对此，你们会有压力吗？
陈德荣：压力当然会有。但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深化、提升、完善的过程，任何方案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万无一失、完美无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调整、提升。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看法、意见，很正常。这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说到底，设立试验区，本身带着“试错”的探索。
本报评论部：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人来温州调研时，不约而同地提到要“允许金融改革试错”、要“包容必要的失败”、“不要求全责备”。对试验区的操作者来说，这是否特别重要？
陈德荣：很重要。从这次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快速获批，到部委、省里的鼓励先行先试，我感受到这种强烈信号：不怕改革中有失误，就怕大家失去改革动力和创造力。在防止出现影响改革进程重大错误的基础上，“试错”意味着可以给改革留下足够的施展空间。
当然，不是说允许“试错”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就可以盲目冒进，而是需要理性谨慎。金融体制改革跟商品市场改革不一样，它牵一发动全身，一旦出“错”，破坏力强，影响面大。
因此，由温州承担的这项“金改”，一需要勇气，二要强调理性。不能因为各界关注甚至出现微词就提心吊胆、裹足不前，错失温州改革发展的机遇，不能有效担当好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路的重任；另一方面，更要深入调研、周密设计，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试验区”成功了就是“示范区”，但也不是没有失败的风险。对全国和改革进程而言，虽然“试错”允许犯错，失败也能提供很好教训，但我们要力争减少失误，成为示范区。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
本报评论部：在不少人看来，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思路。在这场“金改”中，政府在把握主动权、积极作为的同时，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职能边界，如何角色定位？
陈德荣：能不能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能边界，各守边界、各司其职，事关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败。
“无为”和“有为”不是绝对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的优势，这是温州发展模式的真谛和精髓，也是温州未来发展需要坚守的。
但是，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放手不能变成在公共领域的放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即使现在政府被视作改革主导，也不能在改革中越位，不能直接当“运动员”，而是要承担平台搭建和环境建设等职能。
本报评论部：所以，你们积极争取把地方性金融体制改革纳入到国家层面，希望在更高制度层面解决温州困境；并在温州出现跑路老板、民间资本进入灰色地带之际，利用各种机会为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家正名？
陈德荣：我认为这也是政府的“有为”之处。要给温州企业的发展、温州经济的运行提供公平、公正、良好、有序的环境，真正为民解忧，为企业解忧，也为发展解忧。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改革进入深水区，“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更需树立“人民主体”的理念。群众不是改革的旁观者，也不仅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共享者，而要始终视之为改革的创造者、主体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的框架性设计和安排，但其根源还是自下而上的强大发展冲动，需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础之上。改革的成功，要靠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有序参与。
本报评论部：怎么才能让这股蕴藏在民间、在老百姓里的强大改革力量激活并迸发出来？
陈德荣：从理念上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相信群众，才能最大程度地凝结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探出成功新路。具体到温州，当前的实际，就是不要将民间资本视为异己，不能把民营企业家标签化、妖魔化。
与30多年前温州的“自费改革”环境相比，今天的条件与基础不可同日而语。中央对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温州先行先试的信任以及各部委的给力支持，是我们坚强的靠山，而温州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精神，是最大的动力之源。我们不能给自己留退路，而是要倍加珍惜机遇、勇于创新创造，让温州模式再写新篇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