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性质的欧美文学”是指欧美作者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诗性思考的产物。原初性质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现实文化语境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借鉴、接受和影响的过程，更是在新文化语境下被再造和理解的过程，经过翻译、阐释以及传播，在中国语境中的欧美文学成为融合中国思维方式、具有中华精神文化特色的特殊文本，进而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欧美文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并不是对欧美文学原初性质的否定，而在于强调将其理解成中国社会所接受的文学，这不仅是一种学理的思辨，更是契合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经验与规律。
从百年来欧美文学在中国翻译与介绍的潮流与格局来看，其始终自觉地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进程的探索与实践同步，并积极参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抉择、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从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欧美文学一直都是别具一格的文化启蒙资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共产党人的倡导，“文学革命”进一步向“革命文学”过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外国文艺“中国化”与“民族化”“时代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解放战争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使得欧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更加自觉地参与民族文学、共和国新文化精神资源的建设，参与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反帝反封反殖民与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为了解其他国家国情、加强与国际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随着不同时期思想探索取向、社会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此消彼长，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焦点、方向与格局也往往随之变动，但整体而言，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决定了欧美文学与中国社会进程之间的“需求—契机—机制”。
国家的政治姿态与文化姿态需求，也促成了百年来中国欧美文学批评话语的演进规律和处理姿态。虽然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传统的观念、现实的思潮、流动的风尚，都从不同层面、角度和力度参与到我们对欧美文学的批评过程中，形成复杂的合力机制，但总体来说有两个方面起主导作用：一方面，现实使命的需求决定了批评者要从社会进程与文学的关系层面，来对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价值和功能进行评判与观察;另一方面，思考民族文化的独立、自强与振兴需要什么、追求什么，成为欧美文学中国化话语理论与实践建构的关键所在。对欧美文学的阐释绝不仅仅是欣赏、批评，更是“借重”，将其纳入“我们”的文化资源建设中。这些选择、翻译、接受与理解的特殊境况，使得百年来中国化的欧美文学能够成为中国总体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
包括欧美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建设，显然也是国家当代整体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对科研、教学、机构的设置和决策做出了统筹性的制度安排，也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政策体系。国家政策层面的宏观设计与建设，充分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科间的沟通与交流、学术发展与民族文化建设融合的主要力量，更有利于实现专业成果与社会进程的共享辉映。
在继承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当代学者应承担一些新时代的使命。一是继承“欧美文学中国化”这一宝贵思路与经验，避免对当下现实问题过于隔膜，丧失焦点与主体意识。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主义”倾向，目前一些青年学者热衷于现当代作家研究，向国人介绍现代、后现代的时髦理论和充斥着性、暴力、荒诞和消极因素的作品，热衷后现代推崇的相对性、碎片化、“去意识形态”，这容易助长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此，我们要敢于发声亮剑，坚决予以批驳，并引导青年学者树立正确立场，保持清醒意识，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勇于承担时代重任。此外，欧美文学研究应该帮助中国了解外国国情，特别是认识欧美重要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形成他们今天国策的历史、宗教、哲学等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从而为我国制定最有效的国际方针提供参考。二是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欧美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也应始终与中国先进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相关联。应尽量减少学术话语的平移现象，避免被欧美后现代学术话语中边缘与中心的假象所迷惑(如英美的学术热点对英美学术界来讲符合它们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学界更不应满足于成为西方理论消费国的角色，而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甚至改写西方学术话语，为国际学界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话语。一方面，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应深刻认识当代社会政治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另一方面，虽然重新把握文学与政治的适当尺度、坚持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及方法多样化的主张是当代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特别防范将本土视角矮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应处理好“原初的欧美文学”与“欧美文学中国化”之间的关系，避免抛开主体观念与文本客体之间构成的历史语境来谈欧美文学的成败得失。
我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在世界上拥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的“中国风”还多少依赖传统文化遗产的魅力，而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思想方面的软实力。可见，欧美文学研究者未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