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本身是一种“由此到彼”的行为，其指向具有单维性特征，实现途径则多种多样，传播动因和传播方式通常是被关注的焦点。但是，语言在传播到他国“落地”之后，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
中国走向世界，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漫长的历史进程来看，汉语国际传播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语是中华文化的“全息”载体，保存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信息。作为载“道”之“器”，它不仅记录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也构建起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已成为重要的中国符号。汉语“走出去”，不仅蕴含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喻义，也在国际间传递和扩大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并在促进国际间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实际作用。21世纪以来，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快速发展，汉语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有效地把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主张传达给世界，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汉语的国际性虽日益凸显，但还称不上是一种全球性语言。汉语的国际化既为中国发展带来红利，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种语言的全球化，是从传播到互融、再到共生的过程。“传播”本身是一种“由此到彼”的行为，其指向具有单维性特征，实现途径则多种多样，传播动因和传播方式通常是被关注的焦点。但是，语言在传播到他国“落地”之后，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
从国际性语言的传播经验来看，多种国别语言变体的出现，是语言传播达到一定阶段必然伴生的现象。变体是语言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化生存形式，是与当地社会生活相结合并长期使用的产物。变体的产生过程是输入性语言和本土语言从“互融”到“共生”的缩影。在这方面，英语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英语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已经形成各种不同的国别变体，如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尼日利亚英语、菲律宾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作为一种高度国际化的语言，目前英语的功能早已超出了传播英国文化的范畴，而更多的是担当一种世界“公器”的职能，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各国英语变体使用者，并不一定使用英语与英国人交流，也不一定使用英语描述英国的生活，而更多的是把英语和当地生活相结合，通过再创造，形成符合本地习惯、反映本地生活、具有民族特色、能表达本地人思想感情的英语语言形式，在本国(族)人的日常交际当中长期使用。这时，对于变体使用者来说，英语已不再是“他者”的语言，而是变成了“自我”的语言。英语被用来表达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已不再仅仅属于英国，而成为了属于全世界的语言。
汉语国际传播历史悠久，业已在一些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变体，比如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这些变体从当地本土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借词，也为适应当地生活创造了不少新词，在语音语调、词汇系统、句法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这些变体在海外华人族群中长期使用，并且溢及当地其他民族，成为当地语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本土语言也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成分，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互鉴格局。变体的出现，使汉语传播从单向度的“分枝延伸”转变到多维度的“分根繁衍”，为汉语国际传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随着汉语传播的持续深入，更多的变体如泰国华语、越南华语等正在形成。从更长远来看，甚至欧洲华语、美洲华语也有可能出现。汉语将不仅仅承载中国文化，同时也在记录各国当地生活，诉说当地故事，表达当地人的思想感情，与当地语言和文化和谐共生，建构起互融互通空间。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汉语的国别变体与普通话标准体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或许会对我们制定相关标准造成一些困扰，但并非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变体“不标准”的苛责与视变体为异类的眼光，必定会在汉语语言共同体中产生隔阂，给汉语传播造成障碍。我们应该保持全球视野，提高共同体意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汉语变体，正确认识变体的功能和价值。变体的出现，不仅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内部弹性机制，而且其数量的不断增加，也是汉语国际传播成就的一种体现。汉语要成为全球性语言，不仅本身应具备足够的文化内涵，还应具备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以充分的表现力去表达人类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努力推进汉语与各国本土文化生活相结合，并不必然带来汉语的变质，也不会阻碍汉语的传播。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全球范围内语言共生格局的形成，是新时代语言传播的必然要求。目前全球范围内汉语国别变体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充分、不平衡的状态。我们应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看待汉语国际传播，推动与不同国家结成共享汉语资源的文化共同体，努力实现语言传播效益最大化，丰富汉语国际传播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语言国际传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