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的辩证关系，为机构改革的全面推开拓展了视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这一思想对机构改革由注重政府外部关系优化即政府间机构整合，向内部关系优化即内设机构权责配置并举提供了重要指导。近年来，我国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以大部制为主要特征的机构改革，更多聚焦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合并重组，很少触及内设机构的权责配置，这使得各个政府机构的内设机构千篇一律，并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外，由于原部门内设机构职能整合没有到位，大部制作为“整体政府”的规模效应并未很好地体现出来，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的权力，有助于拓宽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战略视野，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存”与“增”的辩证关系，为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打开了局面。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提升行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在行政资源“增量”日益受限的现实背景下，优化配置“存量”，有助于破解因行政资源不足导致的服务效率低下难题。编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资源，对政府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构成存在着直接影响。但现实中，编制资源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分配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的编制资源不能很好地匹配公共事务处理需求，以致出现了“事多人少”或“事少人多”的不正常现象，由此大大削弱了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率。强调“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有助于改变政府部门等、靠、要编制“增量”的路径依赖，促使其主动作为、做好谋划，把工作重点放在现有编制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上来，从而达到“盘活存量、提质增效”的目的。

　　“上”与“下”的辩证关系，为央地关系的科学重构明确了方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热点话题，调整理顺两者关系，发挥两个方面的自主性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许多举措是通过政策试点的模式向前推进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逐级扩展的特点。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的迫切性并未与法律法规修订的迫切性对应起来，即最迫切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却最缺乏通过合适的法律法规支撑改革探索的能力”，以致地方的“改革勇气常常走到既定法律法规面前就不击而懈”。此一现象在当前的简政放权改革领域尤为突出。因此，应进一步增强地方自主权，扩大地方立法的主体范围，尤其是充分释放市县两级政府的改革创新活力。“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这一提法为今后央地关系的科学重构确立了方向。

　　“异”与“同”的辩证关系，为地方发展的有效统筹建构了思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论断，认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必须考虑地方发展实际，尤其是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府治理能力等差异性实际，从而因地制宜，出台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统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关系，尤其需要注意处理这种差异性，避免“一刀切”的顶层设计和同质化的公共决策。必须认识到，最了解地方发展实际的是地方政府，最有动力推动地方发展的也是地方政府，因此“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是统筹地方发展的应有之义。长远来看，这一举措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决策上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进而推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