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省(区)1140人被问责，从人数上看并不多，不过涉及高级别官员之多，却是此前罕见的。在之前，许多地方在环保督察之后，问责的大多是企业人员和基层官员，许多地方主政官员，不仅不会被问责，反而成为问责他人的主体。而现在，大批厅级干部、处级干部被纳为问责对象，意味着环保问责正在转变为着重追究领导责任、管理责任。

　　环保问责从向基层官员问责变为向高级别官员问责，此前早有端倪。2015年，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划出了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今年7月，在祁连山环境破坏事件中，包括甘肃副省长等多名高官被问责。9月，环保部公布“量化问责”制度，明确提出治污不达标最高可问责地市级市委书记。通过问责官员，倒逼环境治理，这样治污路径正越来越明晰。

　　当然，此一轮的环保问责，亮点不止于此。一些地方主政官员不光被问责，还被实名曝光。

　　例如，因为下辖企业落后焦炉未及时淘汰，包括牡丹江市政府副市长周景隆在内的多名市级领导干部，被点名问责;因为部分钢铁新增产能项目违规，徐州市副市长赵立群，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峰等多名官员被点名问责;因为下辖企业未取得通过环评违规建设，包括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家富在内多名官员被点名问责;因为下辖企业拒不执行环保部门停产整治决定，上级政府对此不闻不问，洛阳市副市长侯占国，新安县委书记王玉峰等人被点名问责。

　　类似的名单有着长长的一串，如此多地方主政官员因为环保被集中实名曝光，过去相当少见。反观以往，我们看过太多的“批量化呈现”问责，许多地方总是高调宣称问责了多少人，数字虽可观，却难见具体人名。

　　缺乏“点名”问责，不过是和稀泥而已。因为，没有“点名”，就无从监督，民众也难以判断问责数字有无水分，判断有没有避重就轻。而对于官员而言，隐姓埋名式的问责，难以给当事者以震撼教育，更难以让后来者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问责就应当从“点名”开始。如今环保问责正在打破地方官场的好人主义，敢于硬碰硬，敢于动真格。治污不力意味着乌纱帽难保，只有如此，官员才会对治污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对生态环境有发自内心的敬畏，从而抵挡住利益的驱动。

　　从向基层官员问责变为向高级别官员问责，环保问责释放出越来越严的信号。治理环保“老大难”问题，就应给地方党委政府的“老大”们戴上紧箍，对于责任官员的“不留情面”，失责必问、问则必严，如此才能让官员真正负起责来，与公众一起守护好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