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戴志骞应聘为清华大学图书室主任，1917年进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学习，1918年夏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复任图书馆主任。他以清华图书馆为实验基地，大力改革，确定图书馆的参考性质，建立国内第一个图书馆参考部门，健全组织系统，建立预算制度，大量购置图书，采用先进的分类编目方法，实行开架阅览制度，大大提高了清华图书馆的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研究图书馆学问，积累图书馆管理经验，戴志骞于1924年夏第二次赴美学习，1925年获哲学博士，1925年10月回到清华图书馆继续担任图书馆主任，积极为清华学校向清华大学过渡做准备。至1928年离开清华时，戴志骞已在清华图书馆工作了14年，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他说：“我对于图书馆学问有无穷兴趣。”

　　洪有丰在1928年9月至1931年9月和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两次出任清华图书馆主任。在任期间，他主持图书馆二期扩建，为图书馆留下一座美丽的建筑。他在戴志骞建立的新图书馆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技术的本土化尝试，为清华图书馆留下一部八大类分类法，至今这部分类法仍在古籍书中使用;他还支持两部书的编纂出版《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成为图书馆的宝贵遗产;他重视藏书建设，负责丰华堂藏书的联络、商价，成功购进一批质量上乘的收藏，成为图书馆古籍中的珍品。他的“图书资源共享”“为读者服务”等著名观点对图书馆界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里，还有一批优秀的馆员。

　　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著名剧作家曹禺写了许多人物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残片短简堆满了床下，直到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三年级时，《雷雨》这部戏才有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

　　1936年毕业的清华校友唐宝心回忆：“那时的检索靠三套卡片抽屉(作者卡、书名卡、分类卡)，另外有第四套，你知道是什么?是工作人员的记忆，他们记忆惊人，你给一点线索，他便把你要找的书说给你，特别是教授指定的参考书，神了!”

　　“读大二时，某次到图书馆借英文原版小说，正在选择为难时，接待我的大姐，打破常规，给我抱了20多本书来，笑着说：‘你翻翻看，生字太多或太少的，不要借;借那种似懂非懂的，就适合你现有的阅读水平了……’。”1944年西南联大毕业校友李萍荪说：“她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直刻印在我脑海里，我不但本身受益，而且我又使我的学生从此受益。”

　　1959年的毕业校友沈琨还曾为馆员赋诗一首：

　　图书出纳员

　　你在书丛中走着，轻轻地走着，

　　就像蜜蜂在花丛中穿行，

　　你在书架间走着，匆匆地走着，

　　拿进一本书，又拿出一本书，

　　你在工作，就像蜜蜂在采蜜

　　但，点点的花蜜不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