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官员的考察有过许多制度，然而，不管哪一种制度都难以取得实效。三国时景初年间曾经发生一起围绕考绩法而进行的争论，即可见一斑。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回对道：“古代通过上奏陈事考察大臣的言谈，凭实际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绩法已经废弛，只是凭借誉毁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魏明帝听后，命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魏明帝将一部绩效考核法交给百官审议，没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对。

　　司隶校尉(秘密监察官)崔林反对说：“《周官》中绩效考试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弛，这就说明绩效考核法能否实行完全在人。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动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岂在绩效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也坚决反对说：“经历六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历经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认为这是由于绩效考核的原则可以作为粗略的依据，详细的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处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却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无法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鉴于反对声浪太大，这一次绩效考核的讨论久议不决，最终无法施行。

　　司马光针对这一件事，在《资治通鉴》中罕见地用很长篇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核心意思是，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人。人心不公不明，制度也可被扭曲。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出自内心;所谓绩效，只是外在表现。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绩效，不亦难乎?做领导的，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擅长经学，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人才，只要看他的仓库是否盈实，百姓是否富裕;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绩效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意思很明显，官员的考绩本质上在于官员的任免，其本在用人，考绩只是末枝，用人得当，则考绩可行;用人不当，则考绩无力。换言之，考核官员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是考核其能力与业绩，胜任与否，避免用人失误，而不是看其琐碎的表现。要在考核中得到真实情况，不在文书条目，而在于官员实质性的业绩与能力，而官员的能力与业绩不是一时可以显现出来的，同样性质的工作，可能由于环境、条件不同，评价标准就应当有所不同，不能僵化地拿一个制度去套。

　　古代官员考绩之法看上去很美，实则发挥不了实效，其根源就在于司马光的论断：“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