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在演讲时指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今年1-8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消费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因此，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之前的40%上升为当前的55%。巨大的内需潜力被释放、被激活，经济增长显现出强大韧性。

　　本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世纪论点”，即中国的城镇化将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一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社会保障均等化不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40%，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5-20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7.93亿，但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达2.45亿，占比达31%。同时，还有1.5亿的“留守人群”待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全面提速。“以人为本”，即进城人口融入城市，渐进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化红利，也即“新型城镇化”。到2020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缩小2个百分点;1亿农业转移人口将在城市落户。五年来，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如各大城市相继降低户籍门槛。京沪深等超大、特大城市，以回归居民管理的居住证代替流动人口管理的暂住证，并以积分制、排队制，建立起常住居民努力工作、贡献城市、融入城市、分享红利的“激励相容”的机制。

　　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基本建立。近年来，“新农保”、“新农合”、大病伤残和孤寡救济等保障形式在农村基本实现全覆盖。土地保障形式不断创新，比如农民进城后，农耕地对外承包、农业产业化入股，政策上完全保障“离乡不离土”、“人走地不走”，不得强行要求进城或“上楼”农民退出宅基地、退出承包耕地。而且，近年来就业地城市也将最低收入保障、社会救助、住房公积金等扩展到非户籍人口。由此，针对进城农民、外来人口，以“土地”+“社保”为主要内容的、“兜底式”的保障体系初步建立。

　　同时，近年来“互联网+”、通信“村村通”拓宽视界，进城工作带来财富效应，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大规模铺设，降低了城乡交流融通的成本。新型城镇化之蓬勃也史无前例：一方面，子女在城市“扎根”的，父母或进城养老、或进城带小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年幼或未在城市“扎根”的，举家流动，父母进城“边打工、边陪读”，或帮助子女购买住房。此外，农业产业化、机械化大发展缩短农忙(三个月左右)时间，“农闲进城、农忙回乡”也已常态化。

　　近年来，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市场快速回升，甚至在“去库存”政策边际效应减弱、热点三四线城市启动调控之后，仍保持在高位。很大程度上在于，基础设施跟进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下，新型城镇化将内需潜力完全释放。未来，房地产租赁市场崛起、租售共享推进，不仅将实现外来人群“扎根”城市的梦想，还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作为城镇化高级形态，城市群在过去5年发展迅速：“八纵八横”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落地”;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等跨行政区域公共服务和产业统一规划开启;以中心城市为枢纽的高铁、快速干线、轨道交通建设不断向外延伸;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空前强化，城市群实现“1小时”通勤和生活。

　　由此，中心城市外围区域大规模开发(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轨道交通及沿线新市镇建设、站点高密度开发、城市更新等开启。另外，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在产业链上实现重构。比如，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北京积极疏导非首都功能，探索“通州副中心—燕郊”、“北京—雄安新区”统一规划、功能重新布局;深圳制造业向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及泛珠三角转移;面向深莞惠、粤港澳大湾区，华为、腾讯、顺丰等信息、高端制造和现代物流企业重构“研发—制造—物流”产业链新格局，这些都将深度挖掘新型城镇化红利和释放全要素生产效率。

　　2016年7月，住建部等三部委发文，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此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的载体和创新形式，小城镇建设、宜居新村导向的农村危房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越到农村基层，居住条件、公共服务水平越低，存量房质量及公共配套越亟需改善。借助街道硬化、安全饮水、村村合并、垃圾集中处理、通信网络村村通等惠民工程，广大基层农村也享受到城市化红利，生产生活开始向城市靠拢。到2030年，“三个一亿人”战略全面实现，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6%，新增城镇人口3亿左右，相当于现有城市常住人口的近40%。未来5年，新型城镇化及各项配套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内需增长和经济转型引擎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