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家特别重视内圣之学，以“正心诚意”为一切外在事功的根本和源泉，无可避免地留下不少空谈。到明朝末年，这种内圣之学使整个社会充斥着鄙薄事功、脱离现实、高谈性理的氛围，读书人满足于方寸之间的心灵修养，当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他们经常只能留下类似“我等不能匡救，贻祸至此，惟有一死报国”的壮语，写下诸如“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一般悲壮的诗句，白白捐躯，徒令后人唏嘘。明清之际许多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有感于空谈性理之学的无补于世，竞相主张以追求外在事功为目的，强调对国家民族兴亡抱有强烈责任感的“豪杰”精神，殊途同归地高举“经世致用”大旗，倡导“实学”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在儒家经典中，“豪杰”一词较早见于《孟子·尽心上》：“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里的豪杰指才智出众者。到两汉，豪杰又往往与地方上的士族豪强联系在一起。理学兴盛以后，有将儒家圣贤比之于豪杰的说法，孔子、孟子、周敦颐、二程兄弟、朱熹等人都曾被称作过豪杰。到了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在批评内圣之学的同时，赋予“豪杰”以新的理想人格的意蕴，显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时代特色。
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是否有能力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是成为豪杰所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黄宗羲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在他心目中，豪杰的首要条件是立下经天纬地的大抱负，不可以像某些儒者那样只知道背诵语录，空说一番“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的高论：“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
他要求儒者要成为懂得经济(“治财赋”)、政治(“留心政事”)、军事(“开阃扞边”)的人才，也要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善于读书写作(“读书作文”)，这样才能做出一番实实在在的功绩。这是立足于“外王”基础上的复合型人才，这种豪杰才是儒者所要追求的理想人格，否则“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面对国家危难，束手无策，无法避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悲惨命运。他批评当时一些腐儒“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认为真正能使孔孟以降的“吾儒一线之真脉”保存下来的是有“经天纬地之略”与“礼乐兵农之才”的“俊杰”。这里的俊杰与豪杰同义，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共同的特征就在于有能力为国家民族立下不朽功业。
成为豪杰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命感与责任感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感情，它们是崇高的道德理想在主体意识中的基石，能有力地推动人们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缺乏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就不可能有主体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憧憬，也就不可能迈向豪杰境界。
把个人主体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感，在黄宗羲那里是一种“不容已”的豪情：“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但不容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在王夫之、顾炎武那里，则是“身任天下”的胸怀。“以身任天下”的人对天下生民的幸福和疾苦感同身受，在为了扭转危难境地而从事各种斗争活动时，他们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哲理，知道生命的死亡与事业的失败也可以是意料之中之事，因此能把生死置之度外，持续奋斗。亲自从事抗清斗争的顾炎武则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必有所任”的豪杰与他常说的“匹夫”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把天下人的生民利病一直放在自己心中，这种匹夫之心贯穿顾炎武一生。正是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责任心出发，他才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在今天已经成为每一个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的座右铭。这正是身任天下豪杰精神的集中体现。
总之“利济苍生、勇于任事”在启蒙学者看来，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豪杰必备的品性之一，“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有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能力，又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想成为真正的“豪杰”，两者缺一不可。同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不仅倡导豪杰精神，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行它，他们的生平经历证明了他们不是徒逞口舌之快。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化为实际行动中的德性，承担了个人主体对国家民族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往往是与大思想家们的高尚人格分不开的。孔子栖栖遑遑，奔走列国，热心救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树立了楷模。这一优秀传统当然不会体现在只会钻故纸堆，只知闭门修养求个人受用的某些学究身上，而是更典型地体现在明清之际这些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身上。他们言行一致的做法，使他们的思想像昭苏天地的春雷，震撼着后来无数人的心灵，甚至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酵母。这些启蒙学者及其所倡导的豪杰精神，达到了他们生活的时代所能允许、在今天看来仍然难能可贵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