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著述甚丰。他仕途坎坷，历任中央与地方官职，关心民生疾苦，多惠政，敢于针砭时弊。其经济管理思想有诸多独到之处。

　　安商利商

　　苏轼把农、工、商三者视为“养民”所必备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他曾经提出罢官府榷盐的建议，这样做是为了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归业。他指出，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经营，采取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大幅度提高价格卖出的手段，以牟取暴利。由于价格太高，老百姓买不起，致使官盐大量积压，一二年后变质成为废物，最后亏损的仍然是国家。因此，他主张“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

　　苏轼不仅反对官营工商，而且还认为，对私营工商应减轻其赋税负担，使他们安于本业，能够正常的发展，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他于熙宁七年(1074年)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指出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是变法期间，盐税日增，使当地百姓不堪其负，“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为此，他请求朝廷免税，许可小盐贩自由贩卖，才能使贫贱之民，“一归于盐”，不再为盗贼。苏轼这一主张不仅使小商贩重新有了生路，而且对大商人、国家财政收入也有益处。因为政府允许小盐贩免税自由贩卖，从而扩大销售范围和数量，“乡村僻远，无不食盐，所卖亦广”，促进大商人扩大批发业务，带动整个盐业从生产到销售、收入分配、消费诸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人口结构与分布

　　苏轼在《隋文帝户口之蕃仓廪府库之盛》一文中提出，古代以人口多少作为国家贫富标准，这有其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口数就是参加生产的人数，人口的多少决定创造财富的大小，因此国家重视招徕人口以强大自己。大宋户口之多超过前代，但与国家贫富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便于为官府提供徭役。宋代人口之多甚至成为祸患，这是因为参加生产的人太少，而非生产的人太多，所以造成国家与老百姓都十分贫困。

　　苏轼提出的人口多寡与国家贫富无关的观点，在封建社会是独树一帜的。显然，苏轼是想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这里，苏轼已触及人口结构问题。按苏轼的观点，从唐中叶开始，人口的结构已严重失衡。到了宋代，军队、官吏、宗室贵戚人数大量增长，导致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结构比例失衡比唐中叶以后还更加严重，所以造成民穷国弱的困境。

　　苏轼对于当时一些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均户口”，通过移民以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均匀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为了使移民能在新迁入地安居乐业，苏轼主张对移民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应向移民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耕耘的农具，使他们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刚开垦的土地收成较少，所以应该缓交地租少交地租。总之，让移民在新居地能生存下去，这样才能使人口分布趋于均匀，“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

　　宋代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分布不均匀，使得人与土地的矛盾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是有些地区人众地狭，许多人无地可耕;二是有些地区地广人稀，大片土地得不到开垦。这两种极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相同，即人地冲突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有机结合，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得不到合理配置。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提出了以一定的优惠政策迁徙人众地狭地区的人口往地广人稀的地区，通过移民以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社会救济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时预测到浙西诸郡来年青黄不交之际，米价必贵，因此，运用价格杠杆提高常平仓收籴农民米价格，使农民米尽归常平仓，诸郡富民“广行收籴，以规厚利”的计划落空。从此可以看出苏轼已充分认识到在常平仓平抑谷价的实际运作中，必须尊重价格规律，应该适时适度地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真正达到常平仓平抑谷价的功能，否则一味单纯机械地只知道贵籴贱粜，而不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应用价格规律，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反而会扰乱正常的粮食市场，导致更大的粮食供求矛盾。

　　赈灾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作为保障，这是十分必要的。苏轼认为在赈灾中，“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他的这一精辟思想，是针对朝廷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影响赈灾工作而提出的。他认为，与其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救灾，不如废除不合理的五谷力胜税钱对赈灾更有帮助。在救灾中一项好制度的设置或一项不合理制度的废除，比单纯救助钱粮物资更为重要。因为政府钱粮物资有限，不可能源源不断一直供给，只要救灾物资一用完，政府救灾工作也就停止了，但是如有好的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就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源源不断向灾区输送钱粮物资，帮助灾区战胜灾害。

　　对于已发生的灾荒，苏轼主张应尽早赈济，否则灾荒会越来越严重，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引起灾民流移，甚至发生武装对抗等，局面就将难以控制。

　　综合治理西湖

　　据笔者目前所知，在宋人中把水土环境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考察，而其思想比较深刻突出的当首推苏轼。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以朴素的系统生态学眼光，阐述了杭州如没有西湖之水，那么滨湖地区生存的生物、居民饮水、农业灌溉、水运以及酿酒用水都将出现问题，也就是水土生态系统中只要一个基本子系统出现故障，将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了治理西湖要“开浚茅山”;“宜于钤辖司前创置一闸”，既可阻挡潮水侵入淤塞，又可放水流入茅山河和盐桥河，避免两河涸竭之患，有利于灌溉;引河水注入西湖，“则西湖活水之所注，永无乏绝之忧矣”，解决了滨湖地区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问题。总之，苏轼的三条措施紧紧围绕解决西湖之水这一关键根本问题，从而带动西湖整个水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存环境、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水运等相关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还就治理西湖的经费筹集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主张通过出卖度牒筹集最初的开湖启动经费，待湖面开成之后，作为菱荡租佃，以所得课利钱逐年雇人开葑撩浅，以湖养湖。这是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能为民办实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