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是中国古代政治运行的实际操控者。“吏”操控政治的底气来自于“例”。“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规章制度。一个单位建章立制本是好事，这是规范化管理的需要。问题是规范一旦成形，凡事按制度办，就容易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南宋吏部侍郎凌景夏说：“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规章制度的完善是必需的，但规章制度往往有其滞后性，一旦形成，便带来两大弊端：一是很难与时俱进;二是一般人很难弄清楚繁杂的条文，解释之权归相关部门，“有司”自然有了话语权。

　　从规章制度之“法”到实际施行过程中之“例”，对其演变，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例行而法废”铨选之害更甚。所以顾炎武说：“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一个关于“例”的有趣的故事。当年宋真宗当政时寇准任宰相，宋真宗命寇准等重臣选拔一位官员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准等重臣刚准备商量人选，下属“吏”就拿着一本文书呈了上来。寇准问这是什么文书，下属回答这是例簿。寇准说朝廷想选拔一名衙官，还一定要先看例簿文书吗?那还用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寇准痛批：“坏国政者正由此尔!”

　　当年司马光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讨论新法利弊的时候曾经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任人不合格罢免了就可以了，不能让宰相和枢密使等重臣侵夺三司使的权力。如今你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什么用心?司马光说：“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面对司马光掷地有声的质问，吕惠卿哑口无言。

　　顾炎武总结了传统社会“吏”何以上下其手成为弊政。他指出：“胥吏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解决这一弊政的办法，他说只有“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顾炎武的说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也缺乏可操作性。那么，如何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如何才能打破任人以“例”之弊政，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法”和“例”属于常规的选官办法，不可能尽废，比较可行的办法便是“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也就是以常规化选才为主，常规化与破格选才相结合。清代有循吏之称的名臣陆陇其提出：“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间得超擢以登，以通选法之变。”这样做的好处，陆陇其说既能堵住中等庸才越级而上的可能，又能给真正的英才提供破格提拔的机会。这一点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清人姚莹也认为：“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竞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捉非常之用。”常规之法管寻常之才，非常之才用非常之法，只有这样，才算选贤任能的理想选官之法。

　　我们常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人才要想脱颖而出何其不易!龚自珍认为，清朝官吏制度品级设置繁多，阶梯难熬，一个人从30岁做官，一般需经30—35年方可到一品，造成“贤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的局面，这是朝廷“无才相”“无才将”、国家贫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想打破条条框框选人才，当然首先要打破固有观念发现人才。如何辨别人才，这又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清人姚莹的论断就很高明。在姚莹看来，发现人才就不能循规蹈矩，要善于在不同于常人的另类中发现人才。能具备先见之明和做出先人之举的，必是非常之才。关键是“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不能用常规常格框住这样的人，更不能被流言蜚语迷惑了选才者的视听。非常之才也是人，他们也许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姚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对于非常之才而言，如果能正视其毛病，自然能发现其常人不及之美。一方面要求人才“谨言曲行，与众俯仰”，另一方面又想发现无双之国士，那怎么可能呢?正如清人顾嗣协诗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多元的人才观和多维的选才方式。宽松的成才环境和多维的选才方式，才是造就人才发现大才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