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优化供给结构的重大举措;沿“一带一路”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是匹配供需关系的主要内容;沿“一带一路”推进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提升供给效率的大胆尝试。

　　智库观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国际形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我国供需关系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只要找准切入点，牵住“牛鼻子”，就能够在贯彻实施这两大中央战略决策的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既理顺了国际关系，又解决了国内问题;既完成了经济结构调整，又满足了社会现实需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联系

　　(一)应对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新常态是两者共同的出发点

　　从外部来看，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全球一体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更趋频繁。但同时，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竞争也更为激烈，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压力加大，新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发展格局亟待改善。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仍是全球竞争的重要引擎，但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一方面是深入推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是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外开放新体系，打造竞争新优势。

　　从内部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交汇叠加的严峻局面，既往需求管理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不匹配，亟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解决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为适应、把握和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需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接合作，做到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合理配置;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供给质量，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二)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升级是两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新格局。与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多领域的合作，既契合了当地的现实需要，也可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不仅可以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也为我国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拓展战略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各国均面临的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具有普适性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其他国家也遇到了，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刺激国内需求或者开拓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要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核心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升级。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沿“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优化供给结构的重大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来深化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化解过剩产能，除了分类处置“僵尸企业”、就地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盲目扩张之外，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做法，就是推动这些优势产能向外转移，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用好国家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把握优势产能输出、产业跨境合作的战略契机，以缓解国内的供需矛盾。比如，山西省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扩大开放的意见》，把全面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突破口，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推动与印度尼西亚在煤焦、发电、钢铁一体化循环工业方面的合作，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开展能源矿产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在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同时，也鼓励高铁、电力、通信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走出去”，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下，通过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重大工程项目总集成总承包，带动技术、装备、标准等“走出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比如，广东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能源、电信、公共服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珠海—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一批合作项目，带动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网络通信、海洋工程等我省企业优势装备产品输出”。

　　(二)沿“一带一路”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是匹配供需关系的主要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象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区域发展不均衡首当其冲，是当前经济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地方优势，高起点、链条化、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通过产业的区域均衡，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比如，广西自治区结合发展开放型经济需要，高度重视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加快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依托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海工业园区、北海出口加工区等产业园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重要载体和优惠政策，广西成功引进东部地区包括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项目在内的一批加工贸易项目转移落户，富士康南宁科技园千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园投资协议在南宁签订，实现了加工贸易产业在广西的集聚集约化发展。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大力支持制造企业改设备、改工艺、改产品、改管理，全面升级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新产品研发和经营管理水平，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以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为例，它是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设在重庆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落户重庆后并不是将传统生产线直接复制，而是采用了多头纺、高速纺、节能减排的最新技术和工艺，并开发生产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高温、耐氯、高回弹等高性能产品，满足了客户批量化稳定供货和差异化定制专供需求。华峰重庆氨纶自一期投产以来实现能耗1.33吨标煤/万元、人均日产量67.4吨，均远优于母公司和同行业标准，吨丝生产成本比以前降低近3000元，是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改造升级的一个典范。

　　(三)沿“一带一路”推进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提升供给效率的大胆尝试

　　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打好政策组合拳，包括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大中小企业的培育、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等。“一带一路”建设对制度性的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必须在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的前提下，以改革为手段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陕西省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已由商务部报国务院审批，该方案的亮点体现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新模式上，围绕与沿线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五个领域的合作推出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以科技合作与交流为例，陕西省将建立陕西“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动态储备库和重点支持企业清单，重点加强与中亚各国在现代农业、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国家科技合作与交流。同时，对境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带技术、带成果在陕西省实施产业化的重大项目，实行“一事一议”，优先支持。再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2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116个国家和地区主管税务当局建立了双边税收合作机制，以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作为法律基础，在为跨境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避免双重征税、提高税收确定性、解决涉税争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衔接的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紧扣“一带一路”建设，因国因业因企施策，有力有序推进“走出去”战略。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灵活采取贸易、投资、园区建设、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提高对外合作水平。加强有效协同，探索联合出海，形成“走出去”合力。支持一批优势企业和品牌走出国门，通过全球资源整合、业务流程改造、产业链提升、资本运作等方式，加快塑造国际竞争力。支持企业以跨境并购、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方式，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及服务体系，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是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助力经济转型。充分发挥东、中、西部在劳动力、资源、人才、技术、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形成特色突出、区域联动、错位竞争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在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同时，支持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升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若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积极拓展战略新空间。

　　三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创新制度供给。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完善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相结合的投融资支持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创新税银合作模式，扩大企业融资途径。加强科技创新型人才培育，逐步加大对跨国经营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培训，进一步加强对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完善科技管理体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创新资源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释放被抑制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