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通称为刻书。古代小说刻书业发端于南宋。一般而言，古代刻印书籍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类。官刻由中央与地方官府进行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其中，坊刻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一个时期的刻书业是社会文化活动繁盛的重要标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事实上，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朝，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小说刻书业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经济发展、宋元民间文学的发展等因素，积累到明朝后期，使小说创作逐渐繁荣起来，这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些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历史故事在宋元时期被改编成了通俗演义。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繁荣的时期，也是古代发达的城市市民文化朝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各种瓦肆里进行各种“说话”“戏曲”等形式的表演，而且这些表演都取材于三国、隋唐等时期的历史故事。元代市民文化并不衰落，在这些传统的历史题材故事不断丰厚的同时，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故事也加入进来。随着刻书业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这些故事就逐步被编写成小说，并成为官刻和坊刻的重要素材。《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商业性质刻本出现后，立即流传开来，成为畅销书。同时，随着戏曲、说话、史传等被大量改编为通俗小说，并受到民间的欢迎，反过来也加速了刻书业的发展。如《金瓶梅》《西游记》《隋唐志传》和《全汉志传》等小说都在明末出现。这些作品成为刻书的重要素材，同时又有市场需求。由于明朝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城市的发展，市民数量的增加，城市市民文化由此而起，并对小说的需求不断加大，这是刻书业发展的一大文化因素。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在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化的带动下逐渐发展起来，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业城市的大量兴起。就全国范围而言，商业城镇由明初的33座增加到明中后期的57座。以苏州吴江县为例，弘治以前仅有三市四镇，而到万历时期增加到十市七镇，其中的盛泽镇，明初仅有几十户人家，到万历时就发展成为五万多户居住的大镇。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镇中的居民大都是农民，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而主要是依靠商业谋生的手工业或商业经营者，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市民阶层。除此以外，还有“大批落魄的士林文人和没落的官宦小吏涌入市井”，成为市民阶层的另一大来源。这些市民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对通俗文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正因如此，刻书业大都以刊刻通俗小说为主要盈利方式。

　　很多通俗小说的原型人物在民间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不仅王公大族们热衷，普通百姓也十分喜欢，成书之后也备受欢迎，这是刻书业兴盛的重要人文原因。当时很多小说都是由原来在民间广受欢迎的“说话”“戏曲”演变而来，其中很多人物形象经过历代“说话”的演绎，已经深入人心，如三国时期的关羽，在民间已经形成对关羽的文化崇拜，所以，《三国志演义》小说一经出现之后就竞相成为民间追捧的对象。在利润的驱使下，各个书商只能竞相出版，不断增加刻本。

　　民间的广泛喜爱还直接影响到了上层社会人士的喜好。《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一旦成书之后，“就受到明朝帝王公侯、文人士大夫的广泛欢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官刻书业的发展。如明朝都察院就刊刻了《水浒传》。事实上，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学爱好和迎合某种社会风尚的需要，很多私人开始刊刻这些书籍，并加以收藏。

　　明初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大兴文字狱和实行严控思想的八股取士，还禁止通俗文艺的传播。明初1389年朝廷下文：“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显然，在这样的文化禁锢的环境下，通俗小说是无法产生和传播的。

　　到宣宗时期，虽然对社会通俗文艺、文学等控制还是较为严格，但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到成化年间，私人刻书、官府刻书和民间刻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通俗文学的整理刊刻也已出现，如后来发掘的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就是很好的例证。到了弘治年间，社会文化政策开放，朝廷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以至在全国范围内搜求和征集“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这就为刻书业创造了宽松的社会条件。

　　书籍批发市场的出现，为刻书业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明朝中后期，江南的很多地方，如福建建阳、金陵、杭州、苏州、湖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刻印中心。这些中心里面有着大量的刻书工人、造纸工人等，进行各种书籍的印刷。如何销售成为书商面临的问题。于是，逐渐形成了以这些刻书中心为依托的书籍批发市场，如福建建阳最早筹建了书籍批发市场，甚至后来发展到了北京。这些书市都有固定的交易日，“每月逢一、六等，一个月有6天大规模的交易”。这样，作为刻书业发达的南方就可以将书籍很快运到北方进行销售，以满足北方消费者的需求。

　　客观上讲，很多原因促使明朝刻书业的发展，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个，一个是文学小说本身的繁荣，另一个是刻书业市场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政策的宽松，后两者又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推动了小说文学在民间的传播，乃至文化的普及。可以说，刻书业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文化史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