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关于纸币问题的讨论不绝于书。尤其是在金属货币制度尚未完全被信用货币制度取代的历史时期内，纸币的本质是什么?与金属货币的关系如何?始终是货币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议题。

　　晚清至民国期间，受到世界货币体系变动的影响，中国的货币制度先后经历了银铜复本位、银本位和纸币本位，在清末民初还一度出现了施行金本位的强烈呼声。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的相继崩溃，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纸币与贵金属之间关系的质疑。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是纸币本位制度，但是围绕纸币与黄金的关系问题，仍然出现了长时期的争论，时间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郭大力、薛暮桥、许涤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参与到其中。刘光第先生的《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是这一问题争论接近尾声时期的代表性研究。

　　按照叶世昌先生的说法，这场争论的双方可称为“黄金派”和“非黄金派”，刘光第先生属于“黄金派”最主要的学者之一。顾名思义，“黄金派”主张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因此，《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旗帜鲜明地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纸币代表黄金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遵循金币流通规律。

　　刘光第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当时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践和由实践所产生的理论能够否定纸币和黄金的联系。纸币的流通应当符合三个要求：第一，纸币必须且只能是具有价值实体的代表，价值的实体最终归结到黄金。第二，实际流通中需要的黄金和纸币数量，是由商品流通对黄金的需要决定的。第三，商品不仅决定货币，而且商品追求货币，要形成一个买方市场，使卖方产生竞争。为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文章第二部分以“黄金在国际上是真正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为标题，举例说明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仍然重视黄金的作用，所谓“黄金非货币化”政策是虚伪的。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反驳了薛暮桥先生的“综合物价指数”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讨论，力图证明物价指数并不是货币制度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完成阶段”。文章最后从现实意义出发，提出：爱惜金子，节约使用金子，尽可能地多储备一些金子，对于加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一文发表之后，在理论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李崇淮、易梦虹、许国云等学者站在“非黄金派”的立场上，与刘光第先生展开了商榷，核心观点是“黄金作为货币商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社会的纸币和黄金已经没有关系了。谭寿清、王怀宁等学者则表达了对《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寿清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的《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该文指出争论的“关键问题是货币要不要具有内在价值，我们承认不承认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认识为我们今天科学理解“纸币和黄金”的历史争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货币思想长期领先于世界。认为货币必须是(或代表)某种有价值的金属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彭信威先生称其为“货币金属论”。在此意义上，《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似乎并没有超出“货币金属论”的范畴。然而，看似相同的主张背后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石。中国传统的货币金属主义是基于朴素的实践认知和路径依赖，《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的理论分析，正如谭寿清指出的那样，则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刘光第先生在文章中也明确写道：“马克思在批判休谟的‘货币数量说’时……指出了‘货币数量说’的要害是不承认劳动价值学说……”因此，“黄金派”和“非黄金派”的争论，本质上是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的对立，是如何对待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学术环境的变化，纸币与黄金关系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淡化。然而《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文中的有些观点，在今天仍显示出了其独有的生命力。刘光第先生曾在文中指出，“当纸币不是那么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代表黄金，而是自我膨胀时，黄金便要从后台走向前台，甚至完全排除它的代表，亲自抛头露面”。中国自古有“盛世古董，乱世黄金”之训，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欧美各国的黄金货币化潮流颇有加剧之势。30多年后重读刘光第先生的这篇论文，仍然让人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