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国防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著有《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军队科技进步奖、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等。

　　本文语粹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

　　●救亡不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华民族开始经历百年复兴。前一百年救亡，后一百年复兴。

　　■从台北市长柯文哲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说起

　　理论周刊：金教授，您好!我们党已经走过96年的非凡历程。回顾历史特别是拜读了您的大著《苦难辉煌》之后，我们更加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与思想价值。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您对中国共产党最直观最深刻的认知是什么?

　　金一南：2015年8月，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大陆，到上海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他自己说已经来过大陆十八次，除新疆、东北外，其他省几乎都去过。他来大陆不是看大熊猫，不是看兵马俑，不是爬万里长城，也不是吃满汉全席，而是去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这些红色景点被他跑了个遍。柯文哲说：“去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上学习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他说中共一大会址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毛泽东那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我们红色文化、红色道路的力量。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被西方称为“红色中国”“共产党中国”“赤色中国”，他们以为前面加的定语是会变的，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是红色、不是共产党了。但是，谁能想到当年被称为“红色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奇迹举世瞩目。

　　理论周刊：您讲过外国军官来中国也提出要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而且特别在意他们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金一南：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1世纪初我们办国际军事交流班，西方发达国家的军官也来学习。一次，我们带他们在山东参观，去了泰山、曲阜、青岛。离开青岛的时候，澳大利亚空军上校率先质疑，说：“我们在山东看的都是你们安排好的，到上海能不能你们不要安排了，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们研究后同意，在上海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取消，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天，我们一个人带两三名外籍军官活动。我负责带两个人：德国军官汉斯和法国军官路易。我对他们说：“今天就我们三个人活动，你俩想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这两个军官都是第一次来上海，原以为他们要去看浦东、看陆家嘴，没有想到汉斯首先提出想看孙中山故居。我当时真有点吃惊，就问汉斯：“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孙中山故居啊?”汉斯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最早引进德国顾问，我们德国人对你们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可见，他们很有历史感，看来访问前已经做足了“功课”。到了孙中山故居，我就问法国军官路易：“第一个建议给了汉斯，第二个建议你提，想看什么地方。”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在法租界成立的。”我瞬间才意识到，我去过几次但却没有意识到这里曾是法租界。路易说：“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抓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成立的共产党，现在你们搞成这么大局面，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的贡献。”我这才明白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的缘由：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可是注资了的，你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报偿呢?我对他说：好的，到了中共一大会址，你可要好好看看。中共一大正在开会时被租界包打听发现，幸亏代表们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迅速转移，当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时已经人去屋空。我跟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我们还感激你?新生的共产党差点被你们一网打尽了!路易说：“真不知道还有这个事情?真是对不起啊!”

　　从这个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成功者，是胜利者，所以这些德国的、法国的军官才会想方设法寻找他们与中国革命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反而是我们自己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觉得我们今天除了向西方学习，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学了。今天社会上盛行“心灵鸡汤”，即使仅仅从成功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历史难道不是一部最大的成功学吗?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理论周刊：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曾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见证了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作为伟人，他见微知著，对中国革命未来发展态势有科学的认识。当一个事物处于极端弱小、充满困境的状态时，还能看出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来必定能够形成燎原般的态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和残酷镇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有不少人产生过悲观情绪，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今天说起来容易，可是在当时肯定十分艰难吧?

　　金一南：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披荆斩棘，特立独行。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我们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党的发展过程何其艰难。这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位教授采访他，请他谈一谈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此时刘仁静已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已经80多岁的刘仁静说了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是啊，就当年的情况看，不就是到上海开个会吗?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会议开完后，13个代表中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人中脱党和被开除的有7人，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中共一大代表与大汉奸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大会闭幕的都是张国焘，最后竟然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这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参与创建的这个党在28年后夺取全国政权，还会做出这些糊涂事吗?

　　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困苦，根本不需要无中生有、妙笔生花或者添油加醋，仅仅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就可以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而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中共一大张国焘是执行主席，毛泽东不过是书记员。什么叫书记员?就是负责会议记录。中共一大毛泽东就负责会议记录。当年一大代表中，从年龄、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毛泽东都没有优势，但最后成为中共中央核心的是毛泽东。

　　■“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

　　理论周刊：今天我们都熟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苏联“老大哥”革命经验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寻路”的呢?

　　金一南：一个人在历史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极其罕见。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毛泽东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吗?不是。他是党的上一位领导人选定的接班人吗?也不是。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历经14年。这14年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基本上都是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平衡的结果，不是派别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的、最关键的条件，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关键性条件，使中国革命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直至最后胜利。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强劲推动力。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去上海机关，毛泽东说：“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要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不同意，说：“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可以说，“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这一独特思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起源。一个伟大的思想，在最黑暗、最困难的环境中萌芽于中国大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2万多人，两个月后剩800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人。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不是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才讲出来的，1930年初中国革命处于那么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就史诗般地发出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了解透了中国社会，看透了中国国情。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出夺取胜利的全部方略，并对这一最后的胜利坚定不移。

　　■南昌起义时朱德不是主要领导，却最终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理论周刊：南昌起义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并没有处于核心位置，当时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什么奠定了朱德后来能够成为“红军之父”和十大元帅之首的地位呢?

　　金一南：当年八一南昌起义领导班子里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讲：朱德是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没有讲朱德是个很好的领导。陈毅回忆说：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南昌起义当天大家都在忙着指挥部队、调动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给朱德分派的任务是与当地驻军两个团长喝酒，负责把他俩灌醉。起义部队南下，周恩来分派朱德打前站，当开路先锋。为什么把朱德放最前面?因为起义部队穿过江西期间，挡道的都是滇军，朱德做过滇军的旅长，跟他们比较熟，利用朱老总与旧军队的关系，让他们把路让开。穿过江西到了广东后，前面挡道的不是滇军而是粤军了，又把朱德放到队伍最后，因为后面追击的还是滇军。由此可以看出，南昌起义过程中朱德并没有承担主要工作。

　　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召开会议，即军史上著名的“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带领主力南下作战，夺取海陆丰，朱德则负责在三河坝殿后，叶挺将二十五师临时交给他指挥，在三河坝顶三天三夜，就算完成任务。朱德指挥部队在三河坝顶了三天三夜，部队伤亡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任务完成准备南下，刚刚把部队集中，南下的两百多官兵跑回来了，向朱德报告：主力南下作战，全军覆没，领导人分散突围，全部南昌起义部队，就剩留在三河坝这两千多人了。消息真似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很多人说：主力都没了，我们待在这干什么?散伙算了!

　　关键时刻是朱德站出来，说：大家不要散，我们还有人有枪，就一定有办法!朱德当时勉强把部队控制住，但队伍一边走，人还是一边跑。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两千多人跑得只剩八百。高级领导干部或先辞后别，或不辞而别。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我们今天回头看，那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时。这800人要是散掉了，南昌起义片甲不留，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里寻找自己的奠基?寻不着奠基，没有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怎么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朱老总居功至伟。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的信心与激情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干部战士。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是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22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从朱德身上都感受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够想到，起义过程中并未担负主要领导、后来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收拢南昌起义残部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权威，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灭顶之灾过程中。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南昌起义这800人的队伍里面。这800人最终成为颠覆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解放战争国共决战时，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林彪，指挥淮海战役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人的队伍里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朱德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朱德都是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什么叫历史自觉?就是历史主动性和在重大转折关头的历史担当。具有这样素质的领导者，不是简单地顺应历史，而是主动地创造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

　　理论周刊：您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道：“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和敢于胜利精神”，都指引着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写下了“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这样充满英雄气概的词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一往无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斗争勇气。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斗争和战斗，恢复了中华民族尊严，震慑了各种外敌和分裂势力。

　　金一南：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到了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构建，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使新中国政府成为1840年以来包括大清王朝、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在内历届中国政府中，捍卫民族国家利益最勇敢、最坚决、最能英勇奋斗、最能夺取胜利的政权。

　　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这三个基础上，才加入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集体自尊是最大的凝聚力。一个国家没有集体自尊，就会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为全体中国人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集体自尊。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就特别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团体，一个“老好人”团体，而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这才是这个党力量的来源。

　　理论周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国际关系问题上有句老话“弱国无外交”，可见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中国为世界和平负责的基础。您是如何看待责任与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金一南：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发生巨大变化，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完全不一样了，需要在更大范围维护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量占国民经济总量由5%上升到40%。今天我们必须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空间，保护海洋运输通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安全，海外侨民和劳工安全，外层空间及电磁频谱空间安全，以及我应有的海洋权益。这些都是全新的安全问题。

　　2008年中国海军前往亚丁湾巡航，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使然，我们现在每年通过亚丁湾的货轮三千多艘，必须保证它们不被海盗劫持。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什么叫负责任?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有效保护，怎么承担地区责任乃至世界责任? 所以，一定要有实力的支撑。毛泽东讲过积极防御，什么叫积极防御，所谓积极，就是毛泽东讲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我们现在正在大范围转入外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过去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今后也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们主权、安全利益的苦果。这是我们清晰、明确、准确地向世界发出的信号。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救亡：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先进中国人的所有奋斗，就为三个字：“救中国”，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救亡不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华民族开始经历百年复兴。前一百年救亡，后一百年复兴。前一百年历经坎坷，后一百年依然如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不懈追求，这是一代一代承传的不熄的火炬。

　　理论周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您讲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部最大的成功学”，可以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从苦难深重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一种深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