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侯列国之中，秦国的文化软实力原本最弱。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但却始终没有踏上秦国半步，后世韩愈《石鼓歌》有言“孔子西行不到秦”，这是秦国文化缺失的真实写照。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很少看到列国士人的影子。商鞅之后虽然有张仪、范雎、蔡泽等士人策士相继接踵赴秦，但无论是士人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居于列国之后。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人是吕不韦。吕不韦在秦国主政十五年，“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为秦国统一天下收罗了大批的人才，做足了人才储备。吕不韦家僮万人、门客三千，其中对秦国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李斯、甘罗等贤才，这些人才并没有因为吕不韦身遭羁难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国，最终成为秦国的栋梁之材。

　　人才之外，吕不韦给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便是《吕氏春秋》。这部书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文化建设最耀眼的成就。吕不韦出于商人的本能，试图把诸子百家择其善者而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战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凭借修著《吕氏春秋》，秦国一跃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为统一天下准备了文化基础。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编写《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很多人对吕不韦的认识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因为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开篇即云：“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这句话几乎成了后人认知吕不韦的盖棺论定。其实考其生年，吕不韦初见异人时至多不过年方22岁，说他是子承父业的富二代尚可，说他是大商人未免言过其实。我们不要被“奇货可居”的故事蒙蔽了双眼，其时的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渴望经邦济世的热血青年。吕不韦相秦，推行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新的治国方略，提倡“义兵”，改变秦国“尚首功”的军功政策，慎杀交战国军民。吕不韦执政期间，《史记》秦本纪不再见斩首若干记载。《史记》秦本纪说：“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驰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纵观秦史，秦孝文王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君王均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吕不韦认为片面强调皆断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药，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之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吕氏春秋·察今》)。吕不韦认为仁义德化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张“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吕氏春秋·上德》)。这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截然相反，这才是他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指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执政功绩。

　　吕不韦应该算是一位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者，他其实是一位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扬雄之口评价他是“穿窬之雄乎”!就其人生际遇而言，吕不韦确实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其历史影响与文化建设的贡献而言，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公允。

　　借助“西河之学”“稷下学宫”两大平台，魏国与齐国相继奠定了国家强盛的根基。秦国的文化建设平台比较独特，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吕氏春秋》编书运动，成为加快秦国统一的助推器。魏、齐、秦三国相继崛起的基因密码尽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