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中国治理体系的转变，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开始说起呢?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

　　中国的统一自秦开始，问题是：秦与隋如此富强，为何这两朝如此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地经过战乱和分裂呢?

　　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财政和税收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行政的统一才有保障，这是“永贞革新”直面的问题，是这场改革的实质所在。

　　公元780年，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央财政预算。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税收是个无底洞和一笔糊涂账，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更为重要的是，这就可以约束藩镇的横征暴敛。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调杂徭悉省，皆统于度支”，确立财政预算，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来。而与杨炎同朝的转运使刘晏，则推行榷盐法，实行盐的国家专营，只在山西与江淮这两个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并负责把盐销售到全国去，这又使得盐官和转运使的地位抬升起来。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是一个类似于“三权分立”的贵族制度，而德宗时代的改革，则使得度支、转运和盐铁这三个部门的地位迅速上升，这就是以国家的经济集权，代替了原来的贵族制度。到了后唐的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以户部、度支和盐铁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则延续了这个制度。

　　以“三司”代替“三省”，标志着中国由从徭役制国家向赋税制、预算制国家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大转变。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这场改革的实质，就是把藩镇的财权和税权收归中央，把上述变革，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唐顺宗是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这两个人是翰林学士，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商业和产业角度思考治理问题的官员，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在“永贞革新”的集团里。柳宗元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这些改革者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

　　顺宗退位后，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写了著名的《封建论》，他提出：秦朝崩溃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错的，仅靠秦始皇和官员的勤政不能保证统一，如果国家没有财政预算，仅凭徭役制度，勤政就会变成“苛政”。

　　汉代州郡的财政供给是国家，但封国诸侯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所以，汉代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唐朝的问题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兵。唐朝州郡的官员没有敢造反的，就是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兵，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认为维护统一的办法，就是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

　　我们谈中国治理体系的转变，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开始说起呢?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当中讲道，中国与欧洲气候不同，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先天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是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而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这是因为，经历了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之后，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逐渐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预算(度支)、商业(转运)和产业(盐铁)，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辞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