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不断发育，多元主体出现，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之相适应。一般认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相应地，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最重要的主体。但这并不是说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就无足轻重。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统摄、贯穿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着根本作用。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立足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的特征。当代中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前所未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最大的实际。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是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力量、协调各方利益、理顺重大关系，形成全国一盘棋。党的领导，主要是对政府和社会各类主体进行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依据这些基本内容，我们可以从领导亦即供给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一是价值供给。对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核心价值观就是黏合剂，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共同的价值追求塑造了共同体意识，主导着国家治理文化内容和形态。法国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中华文明能够绳绳相继，在不同时期融合不同民族，根本的就在于儒家伦理和“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形象说明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国家立国时间都不长，国家人口规模都不大，但在国家治理中也都强调“立国价值”的重要性和神圣性。缺乏价值观的凝聚，一个国家就会混乱，发展下去就会解体。当代中国社会深刻变动，面临着政府与市场、平等与效率等诸多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的困境，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形成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是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能够反映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从中提炼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三个层面、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在协调和平衡各种价值体系基础上，为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公民关系，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导向。

　　二是制度供给。国家治理，在中观层面上就是制度。国家治理的主要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一个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形式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文化方面，开展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的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在如此等等大的制度框架下，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还有一系列具体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形成的这样一整套有机、协调、动态、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就在于制度是治理探索的凝结和积淀，同时也要随着时代变迁和治理实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对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提出明确要求。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指出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三是组织供给。人们总是根据一定的关系、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是常识。所谓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没有社会组织，而是缺乏权威组织。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按照一定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一般具有跨越性别、族群、阶层、地域的特点，随着时代演进愈来愈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近代以来，不仅有了政治组织，还产生了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不同的组织进行的治理。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中国社会运行起主导作用的组织。它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集中了全国数量众多的先进分子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党和政府以体制性的方式全覆盖嵌入社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人们就业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政府以体制方式直接控制的领域和范围逐渐缩小，但8900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仍然深入生长在社会之中、生活在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组织。基层党组织遍布社会上的各个基层单位，是党与社会、与人民群众接触和联系的前沿阵地，既负责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又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对社会起着直接的表达和动员作用。适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成为重大现实和紧迫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积极探索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坚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优化、强化组织供给的实际行动。

　　四是能力供给。国家治理，需要治理体系的维系，更需要治理能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的绩效彰显，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杠杆。治理能力是由治理体系决定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的自主空间。治理能力，不仅包括运用治理体系的能力，而且包括改革和优化治理体系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一点不仅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所证明，更为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已而我国稳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的国际比较所昭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自然得益于中共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个能力即使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诚然，世界上，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带入现代化，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而完全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样的模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突出表现为长远规划的能力、高效执行的能力、选贤任能的能力、兼收并蓄的能力、危机治理的能力、改革创新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会被强大的资本力量所挟持，也不会被众声喧哗的民粹情绪所裹挟，而是始终服从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和高效执行。选贤任能、兼收并蓄、危机治理、改革创新，这些方面的能力来自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根本上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当代中国的国情是，我们有着5000年文明史，有着超过全欧洲近两倍的人口，有56个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虽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生产总值还很靠后，而我们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风险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国情，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日渐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有充分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度的社会凝聚力。而这一切，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因此，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