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尽管社会资本蜂拥“从医”，新业态不断涌现，但要进一步激发医疗领域社会投资活力，调动社会办医积极性，从主管部门到业界都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

　　鼓励社会办医，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流动问题。医院有好的医生，才有口碑，人们才愿意去看病。然而，优秀的专家人才大部分集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无法像其他行业一样，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地招揽人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没有像公立医院一样的人才培养渠道，很难给医生提供科研创新、职称晋升等更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加上地段偏、医保有门槛、投融资困难等问题，发展不如公立医院顺畅，自然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

　　理论上讲，多点执业的放开，给了民营医院一张吸引优秀人才的牌，但打好这张牌不容易。医生作为一个“单位人”，把他“解放”成社会人流动起来，这个过程就相当不易。前者有编制，带着体制福利，后者没有这些福利，如果医生以这种方式多点执业，就变成奇怪的“有编制的社会人”。这种人该怎么管理，两种体制如何转换，福利如何接续，又成为新的问题。因此，要实现这一愿景，不仅主管部门、医院得解放思想，建立完善医务人员全职、兼职制度，加强岗位管理，探索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医生也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职业责任和社会价值。

　　除了人才竞争力这一核心问题，鼓励社会办医，还要在土地、财税金融、保险、审批等方面，给民营医院创造和公立医院一样的政策环境。过去，社会办医不仅无法享受同样的土地优惠划拨条件，在税收、抵押、贷款等方面也没有同等待遇。刚出台的《意见》，在这些方面给出了比以往更开放且细致的措施，甚至提出了注重审核人员资质的改进措施，希望尽快出台具体办法，让这一突破早日落到实处。

　　事实上，由于实际地位上的差距，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被弱化。这些年，在发展新业态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痛点。比如，医生集团在工商注册时只能注册为咨询公司、科技公司，不具备开展医疗服务的资质。最近，多个省份放开了政策，但经营范围仍然受限。还有一些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护理人员需要上门提供护理服务，但按规定不能在登记地点外执业。正因如此，政策放开之后，仍然需要实施细则来规避执业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讲，社会办医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快，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持续增长，仅靠公立医院一种模式难以满足。找准痛点，以更开放的心态支持社会办医，不仅有利于繁荣壮大健康产业，更是为了调动全社会资源呵护人民健康，托举起一个照顾到各个群体不同需求的健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