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部需求

　　从消费需求来看，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由于低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其有限购买力所带来的消费低迷，将导致内部工业品的需求不足，而这则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既不利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质量上的提升。相反，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对于其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不过，分配公平和收入提高对消费的影响，只有在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提高而递减时，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才能带来总消费的提高。对于我国而言，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而言均存在递减的趋势，而提高收入增长率则能够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我国消费需求的不足，而收入分配的改善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则能够有效地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能够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改善需求结构失衡的局面。

　　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初始禀赋和收入来源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高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初始禀赋及更多的收入来源，因此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较高的投资水平;相反，低收入群体则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论是初始禀赋还是收入来源均较为有限，因此其投资机会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从两者比较来看，由于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所带来的累计影响始终是负的。此外，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治安稳定性越差，相应地，生产投资的社会环境也就会随之恶化，致使社会总投资额下降。一种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其从事投资的初始禀赋，还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从而营造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提升贸易质量

　　一般来说，收入差距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抑制作用。这使得一国所出口的产品具有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双低”的特征，明显不利于对外贸易质量的提高。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对贸易质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劳动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出口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带来了贸易数量的增长;从资本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通过资本积累对贸易增长产生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也就是说，所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减少则不利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见，中国的收入分配通过劳动要素、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促发了贸易模式的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贸易质量的提升。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收入分配通过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对自主创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应。从规模来看，需求对创新活动的方向与数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当市场中存在足够的有效需求时，企业的创新投入才能通过市场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从而从根本上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从结构来看，收入分配是决定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形成不同的产品消费结构，从而为创新型产品带来了特定需求。就中国而言，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则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抑制作用。这是因为：从规模来看，收入差距提高了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后者所引致的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则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从结构来看，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使得低收入群体对创新产品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市场规模的缩小则降低了自主创新水平。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扩大消费规模的数量和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因此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在城乡融合的初期，收入差距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但是，收入差距的这一推动作用仅限于城乡融合的初期，从长远来看，收入差距并未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优化的配置。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目的在于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工资性收入，一旦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大量的转移劳动力便将从城市向农村或城镇“回流”。因为后者虽然获得了相对较低的收入，但却更容易使其在“故土”中得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现象极为普遍地存在于“农民工”转移大省河南、湖南和江西等地区中。从经济效率来看，这一“回流”不仅未带来劳动要素更为优化的配置，反而带来了效率的漏损，且漏损值相当于从归属感和认同感中所获得的主观效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由于不平等的存在，转移农民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劳动报酬，因此，一种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留住自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并带来劳动要素更为优化的配置。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

　　在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丰裕的初始禀赋，因而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都相对较高;但是，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程度则相对较低。综合来看，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储蓄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消费和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前提的，因为本应配置于教育支出和培训支出中的社会财富却被配置在了高收入人群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不仅如此，相对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也较为有限。因此，一种资产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及其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总量和平均生产率。从这一层面来看，缩小收入差距的公平分配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因而带来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综合而言，收入差距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导致了我国内需的不足，而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提高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而使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提升。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看，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在提高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使得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只能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创新驱动的模式进行发展，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及其深化则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并使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实现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还能有效提高自主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