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究中国的真问题

　　时间：2017年4月16日

　　主办：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吴敬琏。 视觉中国 资料图

　　4月16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发表主题演讲“研究中国的真问题”。吴敬琏提出现在常常就问题讨论问题，但忽视了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弄清基本问题，就要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一层层地把次要因素加进去，最后浮现出整个现实。

　　吴敬琏指出，贯穿着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是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体制变革。增长模式的转型的在于用索洛的增长函数来分析问题。体制上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政府的职能是什么?

　　讲话最后，吴敬琏表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基本问题入手，一是结构优化，即纠正资源的误配，效率提高;二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所以，我觉得需要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长期的存在的，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发展，而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点再来。但是我们似乎有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弄的技术上更好，然后自己来找到答案。

　　所有现实问题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从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后一层层往现象推。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质，最稀薄的。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变成商品两重性、劳动两重性。亚当·斯密抽象，他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当然，到底谁抽象得最对还可以讨论。但是方法是对的，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一层层地把次要因素加进去，最后浮现出整个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的回答问题。

　　对中国来说，贯穿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是两个主要线索：增长模式的转型、体制的变革。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讲一讲回到基本问题是什么。

　　关于增长模式，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缺点在哪里?就这些现象直接解决这些问题，是从现象层面上解决问题。每一次口号提出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各个口号看着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大建设方针”，比如有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我们的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如何进行技改等等。它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的十大方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我们当时这些人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增长导致的，于是找了一个苏联口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苏联在1959年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超过美国是按增长率算的，说完全没有问题。一个五年计划后发现问题不对了，一个是苏联增速下降，因为劳动力紧缺。增长力下降后三个五年计划总量上就超不过美国。更加麻烦的是技术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经济学家得出政策的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苏共中央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一个词，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和粗放增长，这是翻译问题。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到集约。

　　1995年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研究了苏联为什么没能实现。当时的认识是体制不行，它这个体制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计划”里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计划通过后，过了几年，人们慢慢地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儿转到哪儿了。后来我发现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就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就我们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一般人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其实他的内容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个经验定理，说工业化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他是从工业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这中间隔了一个第二次技术革命，所以这个定理是有问题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风靡全国，全国都搞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十五计划”整个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往后退的，到了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十一五”的时候又有一次大讨论，到底该走哪条路线呢?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

　　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一样。比如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比较让人可信的，是世界银行的解释，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动力此时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西方说的新常态就是说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但对我们来说，走向新常态或者引领新常态，要实现的常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领导讲转向新常态，但到了报刊或者民众的讨论，就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那这个新常态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条，关键也还在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要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有很多经济学家发表意见，说不对，研究长期增长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研究。于是中央定下来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找对策。

　　中间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怎么才能纠正资源误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但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建立怎么办?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就叫结构性改革。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供给侧改革跟需求侧改革就成了相对立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其实是方针执行得好的结果，但是到底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仍有很多问题，我们从需求侧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惯性还在。

　　另外，如果结构性改革或者说改革推进不够，效率提不高，也纠正不了资源误配，结构优化不了，用什么办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下个指标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下到省，省下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责任书，你今年下多少。但这样的话，距离原意我觉得就有相当的差距了。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让市场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增长模式问题的本质规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写的增长函数，这是一个总量，也可以取增量，资本K的增量，劳动力L的增量，技术发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过去的增长是靠人口红利和海量的投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下降。资本海量投资的支撑也已经用不下去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个刺激增长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时候差，而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副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高得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进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变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现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用索洛的增长函数来分析。经济专家们是用这个去分析的，但是大众好像很少接触，甚至学经济学专业的也很少接触，报刊更很少提到，于是因为基本问题不清楚，导致讨论现象问题时五花八门的各种问题就应接不暇。

　　再讲体制，其实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但问题没有弄得很透彻。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不断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这个牵扯到我们老理论经济学人，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

　　在二十世纪初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具有效率被论证，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个模型有个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出来，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了这个论证致命的一击，他证明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条：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信息是分散发生的。在经济活动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计划机关，然后通过他的计算切入呢?计划委员要把企业的信息集中起来，是要从下面往上报的。

　　我的过去工作是跟国家计委是在一块儿的。有一年我参加制定价格计划，就发现了信息没有办法用。因为下面报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产出信息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有不确定性，他要保险。计委他知道他虚报，所以就核对，就要砍一刀。但基层知道你要砍刀，他们就会比原来多报的，还要多报一点。这个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有人说，现在计算技术不是很厉害吗?建立全国网络，把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给到国家计委。这个事情苏联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网络建成了，没成功。有人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这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现在又来，说大数据之后就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关于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仔细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说清楚的，这句话叫：要更好地发挥。就是说过去发挥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场失灵，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发指令性指标。但是那些基本的，为什么市场有优越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没有讨论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时候，有的人抓住这几条，有的人抓住那几条，结果就没有办法讨论起来。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因为它是讨论本质性的问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写《经济学原理》，他说，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观察才能深刻，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的现象中间的，所以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个方面，我们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就是纠正资源的误配，效率提高。另外一个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个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通过市场的这两个作用，比如说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就要通过两条，一条是通过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一条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些，也许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会比现在更加有效。

　　(本文由澎湃新闻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