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巴曙松教授在新浪微博就网友提问的回复。巴教授认为林毅夫先生从全球化角度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在现实问题驱动下的一个新的框架，目前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在对比林毅夫先生与吴敬琏先生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思想的分歧后，巴教授认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逻辑框架分析这一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敬请阅读。

　　问：对于林毅夫老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假说，经济学界褒贬不一。可以说，支持的经济学家说，新结构经济学大有所为，如果假以时日，林毅夫老师会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反对的经济学家说，新结构经济学无法自圆其说，也指导不了中国之深化改革开放，完全是一出闹剧。当然，也有中立的经济学家说，新结构经济学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但是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可以大胆尝试下去，总之还是拭目以待吧。那么，我想问巴老师的是，您个人对新结构经济学，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怎么看?

　　巴曙松：关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争议很多，我自己也比较关注。实际上，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回国后出版的一本《从西潮到东风》的著作，其序言就是我应出版社之邀写的，我搜索了一下，网上还可以找得到，其中对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谈了一些看法，例如，我在序言中梳理了发展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下：从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从早期强调进口替代战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1.0版本”，到对治理和商业环境改革的所谓“发展经济学2.0版本”，再到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改进服务供给的“发展经济学2.5版本”，都在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林毅夫教授从全球化的比较角度发现，过去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理论模式来前进。在他看来，现在是时候立足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回归到现在经济增长的本质，关注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基于潜在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是，此前所依赖的人口优势、环境资源优势、低收入制度优势等都已经逐步减弱甚至难以为继，如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度和治理改革来形成新的禀赋，可能是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竞争优势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寻求共赢之道的核心。 在我们看到的种种争议和批评之外，我觉得批评比较多的，是说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中，有比较强的对于政府的假定，例如，要根据比较优势来确定相应的战略等，对于政府的种种批评，是经济学中的十分重要的一个分支，有很多可供运用的批评工具都可以用在批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的政府行为上，例如政府同样会失灵、政府支配资源多会导致效率低下和腐败等;对于市场的种种批评，也都可以沿用到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提及的市场机制中，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提到的有为政府和灵活市场的结合，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实现?林毅夫教授应当说是在进行了全球大量经济体的案例比较之后，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框架，目前也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毕竟这是在现实问题驱动下的一个新的框架。立足当下，在经历许多贸易和经济的摩擦之后，我们慢慢看到一些经济体也确实开始在尝试基础设施方面的加大力度以及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这些趋势及其演变，为进一步完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对照。

　　问：在我学习研究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就接触到吴敬琏老师与林毅夫老师的不少著作。显然，他们都讲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是内涵不一样，至少有些微差别。譬如，吴老师讲的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林老师只是局限于经济学范畴。那么，以现代化理念深化改革开放而言，我更乐意接纳志同道合的吴老师，而与保守的林老师在思想上会保持距离，尽管我同样尊重两位老师。下来，请您具体分析一下，吴老师与林老师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有哪些思想分歧，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巴曙松：谢谢你的提问，我个人的研究重点主要在金融政策方面，所以关于林教授和吴教授的研究异同，我原来虽然了解一些，但是并没有系统的跟踪，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专门检索了他们的一些文献，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看法，供你参考。

　　林毅夫先生与吴敬琏先生都是中国经济学界非常知名的专家，也都是我的前辈，他们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都有自己完整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因此在评判比较他们的某一个观点时，我觉得不能仅仅只是盯住他一个局部和片断的观点，而是要把一个观点放到他们各自的分析框架中来判断，这样才可能避免失之偏颇。从我阅读比较他们的几篇文献看，我觉得他们关注改革开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林毅夫先生关注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主张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这些动力。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根源在于中国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方式获得了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同时，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抓住了国际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林毅夫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理由在于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使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能否发挥这一潜力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吴敬琏先生关注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的阻力，并主张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消除这些阻力。他认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了市场机制，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由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的寻租，不仅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也弱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滋生了腐败。因此吴敬琏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态度较为谨慎，认为既得利益者和旧体制旧路线的维护者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形势有可能逆转。在改革的实际推进中还存在诸多有待完成的事情，例如产权制度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加强资本市场的合理监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法制建设等。

　　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双轨制这一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基本一致，林毅夫认为双轨制在90年代保护了改革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由于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吴敬琏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双轨制壮大了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造成了寻租问题，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而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人的态度差异较大。林毅夫认为政府一定程度地干预市场是有效的，因为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降低交易成本;吴敬琏则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企业的效率，因此未来的改革能否继续推进关键在于降低和消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我个人认为，他们是从自己的逻辑框架，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这个问题。把他们结合起来对照看，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参考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