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史书《隋书》记载，粟特人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并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对粟特及其所建之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中西交流史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变迁。由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康马泰所著的《唐风吹拂撒马尔罕》于2016年11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从美学考古出发阐述了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之间的关系。

　　粟特在中国的文献中多以“昭武九姓”或“九姓胡”出现，记载较少，以至于后人难以蠡测这强大而神秘的群体如何在中亚起源、发展强大以及消失，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与沟通的重要途径。从公元2世纪到8世纪粟特商旅及使臣穿梭于中亚、南亚之间，却鲜有粟特文书传世——现存粟特语文献除了极少的经书，很少有世俗文献。粟特人往来丝绸之路，斡旋于宫廷与草原汗国之间，翻译宗教文书，传播宗教，但鲜少用粟特语撰写和传播。现存的粟特语所书写的经书，有可能是根据已翻译成中文版的佛教经书再翻译编纂而成的，那即是粟特人曾参与将梵语经书直接翻译成汉语，而不是粟特语，后来的粟特人又根据已经翻译成的汉语经书译成粟特语版本。

　　粟特所留传世文献非常稀少，而其遗址也早已湮没，但通过康马泰的这本书，我们离历史真相又近了一步。从全书四卷来看，初看各卷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各自分章而论。但实际上，在粟特艺术这一文化纽带下，四国产生了某些互动，四国的文化里都有粟特式的因素。

　　康马泰教授给了我们多重惊喜。在《最后的波斯皇室在唐朝》一文中指出了《旧唐书》将卑路兹父子糅为一人的谬误，《新唐书》中关于卑路兹之子泥涅师的记载是清晰准确的，还提出洛阳出土的墓志铭中的波斯人阿罗撼可能就是卑路兹的兄长，其子居洛可能就是泥涅师失败之后继续到大夏抗击大食的库思老王子。在《寻找〈西域传〉中的垡地国》一文中，作者运用汉文史料、粟特语言学与意大利考古队近年在布哈拉古城的考古发现相印证，驳斥“白题国”说、“西安国”说，力证实为布哈拉附近的垡丹泽遗址。

　　丝绸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品，在丝绸之路沿线也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图案之精美、做工之优良令人惊叹，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精美的物品从何来?何人制造?又属于何人?这本书从文化属性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其传播、变化的艺术表象和内涵，论述了拜占庭、波斯、粟特、突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互动。

　　粟特人多元的文化属性、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成就了其活跃于丝绸之路数百年不衰，成为各国的座上客和显贵。粟特人从6世纪开始懂得蚕桑和丝绸织造，之后粟特丝绸很快就达到一个艺术巅峰，铺陈锦绣，风靡海外，引来追仿。粟特人将起源自萨珊波斯王朝的联珠纹，经过改进和传播，在丝路各国广为流传。粟特人也因此攫取了大量财富，在8世纪时，唐朝曾试图通过禁令遏制在华粟特人对纺织品的制造与贸易。

　　粟特人似乎像海绵一样吸收了他们遇到的每一种文明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及变迁形成自己独有的“粟特式”。尽管经历了萨珊波斯、白匈奴、突厥、唐朝、吐蕃、大食多种异族统治，粟特本土还是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甚至反过来深深影响了所有统治这里的征服者们。

　　丝绸之路上有过四个独立的文明圈，分别是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伊朗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粟特与中国、与印度、与波斯、与拜占庭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粟特人带领的突厥使团去往君士坦丁堡、粟特人担任回鹘国师并使其信仰摩尼教等事件中，看出粟特人重要的角色。粟特人极具包容的文化脾性，使得祆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都在其本土流行过。而粟特人又似乎非常热衷于传教，可以说粟特人将宗教从起源国输入后，再将其“粟特化”的输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粟特艺术为何与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庭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丝绸之路上至少有三种织锦纹样归功于粟特人，即单兽、双兽、赞丹尼。有意思的是这些纹样几乎不见于粟特本土。单兽纹样只见于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丝绸残片中或唐代宫殿壁画中，在西方国家没有留有任何痕迹;双兽纹样是面面相对的动物在联珠圈内，几乎不见于粟特本土、波斯、拜占庭诸国，是入华粟特人创造出的纹样，被汉文典籍称为“波斯锦”或“番客锦袍”，被唐王朝用来赏赐番邦的使臣，在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王朝大为流行;赞丹尼锦同样不见于粟特本土，其风格受西亚—波斯影响，主要发现于西欧教堂，用于保管基督教遗骨圣物，敦煌地区也有发现。粟特人非常善于应对不同环境，同时频繁地学习和模仿，无论是从宗教、艺术还是语言。也许正因为包罗万象，更迭频繁，才没有保住显著的粟特特色，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