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赴加拿大参加文学交流活动。在跟当地一位文学评论家交流中，白烨谈了自己对一些当代加拿大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那位加拿大评论家听后，也想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些看法做回应。可他左想右想，连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后来吃午饭时，他高兴地告诉白烨：“终于想到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了。”“是谁?”白烨问。“李白。”对方回答。
“上述经历看似是一个笑话，却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传播不容乐观的现状。”白烨说。3月29日，由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海外译介与传播论坛”在京举办，与会的作家、评论家及出版界人士，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话题，展开了一场思想的碰撞。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锋提供的一组数据，更直接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现实处境：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注册会员作家七千多人，全国网络作家超过十万人，但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家仅有200多人，而作品在国外真正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可以说寥寥无几。
加强译介，架起“走出去”桥梁
难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够好吗?“当然不是。”作家王晋康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的《三体》也获得了雨果奖，这充分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质量。他们几位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孤峰，刘震云、贾平凹、麦家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堪称上乘，完全具备走出去的实力。”
在白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影响力不足，问题很大程度出在译介上。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对外译介处于分散化、个体化单打独斗的状态。“哪个作家跟海外翻译家、出版机构比较熟，其作品被译介到海外的机会就大一些。”
“很多作家尤其是一些一线作家对‘走出去’并不是很热心，觉得自己的书在国内卖得挺好的，干吗还要费力‘走出去’，尤其是在对‘走出去’的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荆孝敏说。
“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得再好，也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创作，另一半需要翻译家、评论家来完成。如果说文学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那翻译就是桥梁的桥梁。”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认为，当下最要紧的是加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
白烨说，要改变以前“有什么就往外推什么”的状态，要加强选题策划和对作品的遴选，然后集中力量向海外译介。比如，中国文化译研网自2016年6月开始，就组织专家从651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遴选出具有海外传播价值的31部长篇、61部中篇、100部短篇小说，并组织了20位资深文学评论家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指南》，同时邀请了叶嘉莹等20位海内外文学翻译家对作品进行了英文翻译。
此外，作家在创作阶段也要“有意识地”去了解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需求。在跟海外出版机构的交流中，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敏发现，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出版机构多希望出版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韩国的一些出版机构则希望出版反映中国当代青少年生活的作品。“我们作家的写作当然不是为了迎合海外读者的特殊口味，但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在海外获得更大影响，海外读者的需求却不得不考虑。”鲁敏说。
主动营销，打通“走出去”“最后一公里”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不仅涉及翻译问题，文学作品最终是以产品的形式通过市场的渠道呈现的，所以还涉及营销推广的问题。”荆孝敏说。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的经验是，数字图书在海外销售时，一定要对元数据进行分类，同时要加强对作品关键词的设置，那样才能在网络上增加被海外读者搜索到的概率。“我们之前对这项工作基本是忽视的，结果很多作品翻译完推介到了海外的网站上，因为没有设置好相关关键词，海外读者虽然希望看到相关内容的图书，但总是搜索不到。”林丽颖说。
版权和内容落地后，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加强同海外渠道商的合作就显得尤为必要。此前，中国文学译研网就与美国亚马逊联合启动了“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亚马逊将遴选出最适合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的作品，纳入亚马逊年度海外出版计划。
亚马逊中国书店项目负责人王艾介绍，为了满足海外读者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亚马逊基于大数据技术，为每一个海外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搜索页面，该页面会基于读者的搜索数据、阅读经验等把读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进行集中呈现，这样读者就能够从600万种图书数据库中，精确快速地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图书。
“好酒也怕巷子深。”荆孝敏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还要加强在海外的宣传，比如关于这些作品的书评一定要通过海外权威专业媒体传播出去，这样才能取得海外读者的信任。另外，还要经常组织中国作家到海外开展交流活动，让中国作家与海外的翻译家、评论家、读者面对面进行互动交流，“事实证明，这样的面对面交流，为中国作家与海外翻译家、评论家搭建了很好的沟通平台，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