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重要关口”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里克·马斯金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玛蒂亚·森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环顾世界，经济全球化给很多国家带来繁荣，也拉开了发展的差距。是比较优势出现了问题，还是财富再分配惹出麻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翻滚而来之际，是用创新、开放合作迎面而上，还是挥舞贸易大棒自我保护?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是拖累国家公共开支，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

　　近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齐聚北京，围绕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调整，从宏观到微观，析理论道，畅所欲言。在此，我们汇集整理了这些经济学大咖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对全球化贡献大

　　他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他很关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在《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以后将会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对此，美国不能遏制，必须加深合作。

　　我们看到，人们的生活标准在提升，健康在改善，生命在延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全球化的效益非常明显。但是，全球秩序也正遭到挑战，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呢?

　　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部分利益受损的人是因为技术造成的，而全球化又加剧了不良影响，加剧了那些受损者的痛苦和代价。那些工人会说，技术更新换代我没有办法，但是全球化是人为的东西，我们可以投票去选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发泄一下内心的情绪，颠覆当前的秩序。所以，说到底，我们应该创造一种包容性的机制，使得所有人从中受益，不管是技术进步还是全球化导致的受损，都要有一种方式给他们补偿，使得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再分配问题，因为在全球化中，那些低技能的工人工资下降很多，所以现在需要制定一体化政策，通过政策实现再收入平衡。比如说在美国，要有一些广义的政策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我们需要社会保障，否则，解决不平等的政策就会落入保护主义的陷阱。

　　贸易关系不只是双边关系层面上的，应该是一个有正面效应的多边游戏。我认为，中国正在积极促进区域合作，中国对非洲合作已经很活跃，同拉美也在开拓更多合作。我们可以支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安排，甚至创造新的机制，中国在这些方面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比如创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对推进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被纳入进来。同时，帮助他们实现跟世界经济的联通，这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好方式。

　　但是也要注意到，“一带一路”建设会给这些国家整体带来好处，可这些好处不一定会在国家内部进行公平分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国家层面上设计一套体系和政策，确保社会保障网络能更好地为那些弱势群体托底。中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作用，在落实倡议的过程中确保相关国家能够出台一些保障措施。

　　我们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关口，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与二战后创立的国际秩序已大不相同。我认为，新的秩序必须拥护多极世界，实现更持续、更平衡的发展，全球化也会继续支持各国的国力提高，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

　　正视财富分配两极化现象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研究，即分析不同数量的信息代理是怎样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产生影响。其研究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

　　2000年以来，全球发生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创建了欧元区;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变得更加开放，开放的规模不可思议，而且对于全球经济、贸易的开放性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三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互联网经济技术仍在发展，并影响到各个层面。

　　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多重大、利好的影响。但对企业的供应链来说，很多白领、蓝领的工作岗位却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消失了。事实上，全球化本身不是问题，最主要是财富分配问题，是两极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在欧洲的问题表现在经济增长缓慢，尤其南欧地区的增长非常慢。比如希腊，经济基本没什么增长，随着债务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希腊国内就业形势更加恶化，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如果说要彻底抛弃多边主义，一些小国家可能没办法活下来，或者在这样一个多边的情况下，一些小国家可能没法真正蓬勃发展。如果仅仅是双边安排，这些小国家又可能被边缘化。

　　作为大国，我们既然打造了多边体系，就应该遵守相应规则。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中国主张建立并积极维护多边体制，以使其他国家从中受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未来5年，中国的改革需要进展顺利。现在美国新总统已经上任，我认为保证美中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几个领域都需要把握好，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想要避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许需要调整企业的运营模式，或者是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市场，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多直接作用。

　　低技能者有权分享全球化福利

　　他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

　　全球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有了更多的国际贸易和更多的国际生产。尤其是，全球化为新兴经济带来了繁荣，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人均GDP的巨大提升，就得益于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承诺没有兑现，就是没能减少贫富差距，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在19世纪的全球化中，比较优势理论非常成功，而在最近一轮全球化当中，减少不平等没有实现，这说明比较优势理论自身存在一定缺点。同时，这一轮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过程国际化，比如，美国设计、欧洲成型、中国组装。不仅是商品贸易全球化，更多开始在生产全流程实现全球化，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匹配。这样一来，一些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下滑，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财富分配发生变化。更有效的应对，是要增加低级工人的技能，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

　　对这一群体进行技能培训，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提供资金，包括国际机构、外国援助以及私有基金会等。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减税、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再培训。

　　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不是要停止全球化，而是要提升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让他们能分享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去。

　　经济发展离不开优质公共服务

　　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有突出贡献。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并因为关注社会最贫穷成员，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说法，经济发展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自给自足;其次是为国家或者全体人民的福利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使国家能够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免费的普遍教育，减贫、公共医疗服务等，都是相关的公共服务当中的一部分。

　　亚当·斯密一直在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这在18世纪提出时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就是公共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策略。从18世纪以来，欧洲大规模提高了人们的读写能力，建立了很多公立学校和医院，不仅是为了人民福利，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也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这一策略也非常成功。改革开放前，基础教育就有扎实的推进;改革开放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迅速发展，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教育。

　　现在的中国已经建立全民医保，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和不断提升的健康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攀升，都是相互印证的。

　　全球化要实现公平和普惠发展，很复杂，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注意：为了确保全球化公平、公正的竞争，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

　　只有基本工作做好了，才有条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并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

　　创新有风险，保障要跟进

　　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加深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他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社会喜欢那些能够提高资本产品价值的创新，也就是消费产品的生产创新。这种创新对于降低消费品价格、改善其质量、增加其品种都有好处，这样的技术进步能让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

　　消费品领域的创新，无论是对于收入还是就业，都有好处，不会因为创新而降低这个领域或者其他领域的工资。在传统消费品行业，创新是会增加工资的，而不是降低。但是在资本产品领域，创新会降低这个领域的产品价格。

　　从1830年开始，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创新主要是由个人带来的，个人有新的想法后就去跟企业家合作;或者他们自己成为企业家，研发新产品推到市场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新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强调应由政府引领创新，但我认为，偶尔有些创新的思想起源于政府部门，并不意味着只有政府部门才有这样的思想。

　　中国也是这样。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创新的智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源。不利用好，就太浪费了。当然，一个好的经济政策会鼓励企业创新，鼓励更多来自个人的创新，并欢迎有创意的人将自己的新想法拿到市场上尝试。我没法想象一个政府会拒绝支持这样的创新活动。

　　在人类历史上，创新是需要承担一些风险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错误，在商业上有可能会失败。一个社会应该能够接受失败，如果那些创新者没日没夜地工作，即便失败了，也希望得到激励和支持，这时候就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的缓冲，或者说是保障。哪怕失败的创新，也需要来自政府的一定保障。

　　机器人不会让人类失业

　　他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用于解释失业、就业的流动状况。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技术、物联网、3D打印技术等给制造业带来很大影响。未来5至10年里，工业化国家里将有10%的工作会消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替代，最终使得每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休息时间增加。

　　机器人不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较大影响。因为人们还可以去创业，或从事一些使用计算机的工作。在一些不能够实现自动化的领域，在一些新的领域里，甚至会增加工作机会而不是减少工作岗位。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自动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也会经历制造业就业减少、传统行业下岗的过程。但是，技术进步并不会使这些人真正失业，因为服务业还需要大量劳动力。这种新型服务主要出现在医疗保健、教育、房地产管理、家庭服务等领域里。我们会推出更多机器人到工业领域，但服务领域会因此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

　　从历史经验看，不少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工人就业流向从制造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的过程，他们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普遍超过70%，与之相比，中国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政府应当通过培训，使传统劳动力获得新的技能，进而转变成经济转型升级后市场所需的劳动者。

　　正在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会使中国在研发方面做得更好。目前，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越来越多，长期来看，这必然会增强中国的竞争力。未来中国还需要在研发方面做得更多，才能在“机器人时代”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