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这些数字作具体分析，可以用这么一幅图象来作比方，即边疆烽火已燃，但尚未兵临城下。所以，还有时间去作充分准备。因为目前老年人口虽有2.22亿人，但35%是60—65岁，将近60%是60—70岁，80岁及以上的占比11%。从这些数字看，到中国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至少还有5—10年时间。当今中国，问题不在“未富先老”，而在于在学界已经成为共识的“未备先老”。但是，若谈“备”，现在又要防止匆匆忙忙胡乱决策。这几年，政府在老年服务方面花了不少钱，但老百姓却很少有获得感，我们必须反思。

　　就以上的惊人数字而言，也还需要作详细分析。因为“失能”还有程度之分。界定和测量老人是否“失能”，一般来说，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现在通常都使用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包括基础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前者所用的指标包括自己洗澡、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自己起床、自己在室内走动;后者包括购物、使用交通工具、做家务、做饭、打电话、自理经济、服药和洗衣。用ADL量表来测量老人的失能程度，其结果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发挥我们的空间想象力，这三个层次可以用三个同心圆来表示。最里面的小圆圈，是指缺乏最起码或者说最低标准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完全失能”状态，最明显的特征是瘫痪在床，连亲人都不认识。完全失能的老人，需要有人(最好是专业人士)24小时不间断的陪护。中间的圆环，是指缺乏日常生活基本生活能力的“部分失能”状态，最明显的特征是洗不了澡，无法在室内走动。与前者相比较，严重程度上稍有和缓。部分失能的老人不需要24小时陪护，但需要有人定时帮助解决诸如就医、吃饭、洗澡、室内活动等问题。最外面的大圆环，是指缺乏日常生活中“工具性”活动能力，亦即“社会性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最明显的特征是出不了门，坐不了车，就医、购物、理财有困难。社会性失能老人需要有人在工具性或曰社会性的日常活动方面给予帮助，但在频率上可少于部分失能老人。

　　以上三种老人在4000万失能老人中各占多大比例呢?研究表明：上述第一类生理上完全失能的老人和第二类生理上部分失能的老人应该占老年人总数的5%左右，而其中两类老人应该各占一半(2.5%左右)。按此计算，就是各有555万。上述第三类社会性失能的老人，就是4000万减去1100万等于2900万。

　　有学者综合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后得出结论，失能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重是10—13%，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失能老人的比重不变。按这个比例计算，失能老人为2220—2886万，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仍各为555万人，第三类老人为1120—1776万人。

　　在以上的研究结果中，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失能老人的研究结果，在数据上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因为不但是学界多次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一些城市进行普查的结果，都得出相近的结论。同时，这个结论也与日本、台湾的研究成果一致。另外，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数据在较长时间内都会表现稳定。因此，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数字，大家可以拿出计算机算一下。限于篇幅，不再赘叙。

　　上述两种计算结果的差异，应该是由于在统计计算时选取的指标在界定时有差别而造成的。譬如，如果以BADL量表中六项指标“不能做”来进行测量，得出的统计结果是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失能老人的5%;如果以“不能做”和“做起来有困难”来进行测量，得出的统计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如果再加上IADL量表中的指标，规模就会更大。

　　针对三种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可以采取有差别的政策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简言之，就是以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来帮助最困难的完全失能老人，以地方政府负责的保险、福利、救助、慈善等综合手段来帮助部分失能和社会性失能的老人。商业保险作为辅助手段，可以在各个部分，与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全面链接。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中央负责的社会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如何筹资?如果每个完全失能的老人平均每月给付3000元(加上自己的养老金，应该可以支付老年服务机构的费用了)，2.22亿老人每月需要筹集167亿元;每年则是2004亿元。如果按每个老人每月100元的标准来筹资，2.22亿老人可以筹集222亿元;每年则是2664亿元，足以按上述标准支付保险金了。

　　特别要强调，这里所说，并不是向每个老人每月收费100元，而是按2.22亿老人来计算筹资金额——强调一下，是想避免媒体的标题党和部分网友无的放矢地瞎喷——现在的问题是每人每月100元从哪里来?但是，应该有信心，对于特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中国政府和社会而言，应该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