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平心而论，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数据来分析，借用一句外交辞令，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前景只能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1.生肖选择对当年出生人口的影响

　　新春伊始，据说是因为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的这一特殊时点上，应运而生的恰恰是国人偏爱的“猴宝宝”，于是在媒体上就展开了一轮关于2016年“二胎生育高峰年”的热炒。不过，媒体关注的热点起初都集中在“部分大医院产科已出现建档难”，“产科门诊和病房里的孕产妇同比翻番”这一类“软广告”意味甚浓的信息上。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学者对“全面二孩”新政的前景表示疑虑，并举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作为依据。有研究表明：2014年1—6月，“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陆续铺开。此前曾有官方预测，此项政策会使出生人口每年增加200万左右。但2014年出生人口的统计数字却令人失望，仅仅比2013年增加了47万人。

　　因为不愿承认“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有关部门争辩说，政策的效果要到2015年才能显现出来。随后，年出生人口估计会持续增加到1700万，甚至1800万。然而，更加不争气的是，到2015年年末一作统计，当年的出生人口数据不升反降，居然比2014年又少了32万人。情急之下，为了自圆其说，有关部门竟拿出“羊年”是“生育小年”为理由来敷衍搪塞。这么一来，逆袭反转的希望就寄托在“生育大年”的“猴年”之上了。也正因为如此，诸如此类的说法背后的浓浓广告味，悄悄然地与政绩和问责挂上了钩。

　　恰好在网上找到一份资料，其中有建国以来历年出生人口的统计数据。从1949年建国至今，我们已经度过了5个“羊年”与“猴年”。这就是1955年和1956年、1967年和1968年、1979年和1980年、1991年和1992年、2003年和2004年。若比较一下各年的出生人口，其实“羊年”比“猴年”生得多的有4 次，这就是1955年(1861万人)和1956年(1736万人)、1979年(1892万人)和1980年(1839万人)、1991年(2008万人)和1992年(1875万人)，2003年(1599万人)和2004年(1593万人)。其中的前3次，即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那3次，“羊年”的出生人口明显比“猴年”多出许多，分别为125万人、53万人和133万人。只有最近的那一次，“羊年”和“猴年”出生人口的数量差得不多，前者仅比后者多出6万人。“猴年”比“羊年”出生人口多的，只有1967年(2174万人)和1968年(2772万人)，“猴年”比“羊年”多生了598万人，似乎多得有点邪乎。

　　以上的分析比较至少说明了一点：在前一个甲子60年的5轮生肖轮转中，历年出生人口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支持“猴年是生育大年”的说法，因媒体推波助澜如今流传深广的“嫌弃羊娃娃，偏好猴宝宝”的“传统习俗”是否存在，其实值得怀疑。

　　再看一下最近一轮生肖轮转中各年的出生人口：2003年(羊年)，1599万人;2004年(猴年)，1593万人;2005年(鸡年)，1617万人;2006年，(狗年)1584万人;2007年(猪年)，1594万人;2008年(鼠年)，1608万人;2009年(牛年)，1615万人;2010年(虎年)，1574万人;2011年(兔年)，1604万人;2012年(龙年)，1635万人;2013年(蛇年)，1640万人;2014(马年)年，1687万人;2015年(羊年)，1655万人。

　　从2003年——羊年到2014年——马年，其实前9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都是十分稳定的。最低的是2010年——虎年，1574万人;最高的是2008年——鼠年，1608万人。相差不过34万人，约占出生人口总数的2%，最高限与最低限之间只相差0.05个百分点。到2012年——龙年，出生人口开始进入一个增长的高峰期，到2014年——马年，达到峰值，较前9年中的最低值，增加了113万人，增幅达7.18%。但是，当进入下一轮生肖轮转时，2015年——羊年，却又下降了32万人，跌幅是1.90%。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2016年——猴年的出生人口确有可能再次增加，但很难设想会是“爆发式增长”。平心而论，出生人口数量变动的原因，除了“全面二孩”的政策利好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背景。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似乎生肖选择并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2.“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可能相当有限

　　据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最近一段时间透露的一些宏观数据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恐怕仍然有限。所以，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疑虑，已经从几年前害怕可能会引发出生人口“爆发式增长”，转向担心出生人口的增长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变动及其效果：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按当时的测算，符合申请条件的夫妇应该有1000多万对。专家们估计，可能其中会有20%-30%，亦即200—300万对夫妇提出申请。但是结果申请者只有150万对，仅为12%左右。当时有专家叹息道：如果再减去申请后未能成功怀孕的和因为各种原因放弃生育的，能有100万个二胎婴儿出生，那就很不错了。然而，到2013年年底盘点，当年的出生人口却是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到了2014年，出生人口算是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也仅仅增加了43万人，比100万的预期少了一半多。其中二胎婴儿究竟是多少，尚无数字披露。但这些数据说明，“单独二孩”政策刺激的结果，肯定还少于43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从2012年开始，出生人口数量较前一年就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多出了31万人。比起前9年(2003—2011年)出生人口数量1600万上下的“超稳定”，近4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却是居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究其原由，虽然也有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从目前流行的“最佳生育期”是25—30岁而言，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是1982—1990年所谓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正在进入最佳生育年龄的结果。

　　然而，现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在“二”字上做文章。政策刚出台时的“全面二胎”的说法，在媒体上被迅速纠正为“全面二孩”。“二胎”和“二孩”的差别在于，第一胎生了双胞胎或多胞胎，就不允许再生了。同时，有关方面又在强调：要“依法依规查处政策外多孩生育。”

　　但是，据有关专家透露：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前，受政策限制而不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人，已经只剩15%。因此，“单独二孩”也好，“全面二孩”也好，真正的政策受益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

　　首先，在育龄妇女中，就户籍而言，恐怕持农业户口的要占70%以上，这部分育龄妇女应该基本上不在此例。因为在政策上，她们本来就被允许生“二孩”乃至“二胎”。

　　其次，中国的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双独二孩”在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即使在城镇，本来也应该是允许的。但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一票否决”，地方政府为政绩而将政策“自动升级”，于是就不被允许了。近年来，由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抨击日盛，似乎从2011年开始，“双独二孩”就被默许了。这恰逢90后、80后进入最佳生育年龄之际，于是，如前所述，出生人口的数量上了一个台阶。紧接着，2013年又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到2014年也略有反响。现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受益面，除去“双独”和“单独”，主要是一方为非农户口、另一方为农业户口的夫妇，以及夫妇双方或有一方是城镇中以前的“政策外多孩”(这个官方用词不好听，很抱歉)。

　　综上所述，看起来“全面二孩”是个了不起的突破，但真正的受益面其实有限。现在称之为“了不起的突破”，仅仅是指政策理念上的，尤其是就对“一条道走到黑”的线性思维的路径依赖而言。

　　另外，还有一个相关数据可以与以上的分析互为印证。据有关方面透露：实施全面两孩后，新增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目标人群总数为9000万左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新增目标人群中，有60%，即5400万人在35岁以上。还有一个说法，按照15岁至49岁为育龄期计算，约50%，即4500万在40岁以上。很显然，“新增目标人群”中，有50—60%其实已经过了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据调查，在她们中间，计划要二孩的，35岁到39岁为2.95%，40岁到44岁就锐减到0.99%，45岁到49岁则又下降到0.63%。这就应了坊间流传的一句话：该生的时候不让生，不该生的时候又让生了——还是算了吧。

　　再仔细分析，上述这些数字还说明什么，若以2015年来计算，当年35岁的女性是1980年生的，这也就是说，“新增目标人群中”，除去已经过了适合生育年龄的35岁以上的女性，其余的40%，即3600万人就是80后、90后了。这些主要在独生子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二孩”的感受可以说是极其陌生的。所以说，“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对“调整人口结构”的帮助不像想象中那么大，发展前景仍然难以令人乐观。

　　3.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调整的方向

　　根据国际经验，实际上即使没有计划生育，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起来后，人们的生育意愿都会随之下降。在网上搜到2013年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的“排位表”，发现在提供数据的224个国家中，东亚7个国家和地区居然排在倒数的TOP 7，俨然形成一个全球最低生育率的洼地。其中，日本1.39，韩国1.21，新加坡1.11，中国1.18(官方说法是1.8，学界的看法是1.4—1.6)，香港1.11，台湾1.06，澳门0.93。在这7 个国家中，除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他国家并没有类似的政策。这说明，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超低的原因，除了计划生育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或许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普遍下降?究其原委，是因为经济起飞，是靠辛勤劳动得来，当一个普通居民家庭想挣得更多的收入，工作压力自然加大。同时，生活富裕导致物价上涨，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加上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夫妇要追求自身更高的生活水准，生活压力无形中增加。毫无疑问，以上种种因素会导致生育的意愿的减弱。世界各国皆如此，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要强调的是，即使在中国农村，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老一辈截然不同了。尤其是外出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包括生育观念在内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可能与城市的年轻人已经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国民待遇”而言，他们却“天生”地处于不利的境地。

　　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地把计划生育与“少生”、“独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中国社会可能需要更要努力地转变思想。其实，对生育的“计划”，其本意也许应该是：孩子生得多时就要倡导少生，而生得少时就要倡导多生;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恐怕应该是后者了。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2013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06;法国更高，是2.08;英国略低，是1.90，这几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非常接近2.10的自然更替水平了。从美、英、法等国家的人口政策看，除了大量引进国际移民，就是提高家庭和儿童福利待遇以鼓励生育，然后是造成一种“爱生不生”的自愿选择的大环境。这就是：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但选择少生甚至不生也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

　　然而，一旦孩子出生了，就不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国家和社会就有关心和爱护的责任，要用可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确保他们健康地成长。所以，如果要达到“调整人口结构”的目标，中国政府还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家庭福利和儿童福利，尤其要对农村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和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提高生育率的政策目标。今后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应该不再是一种以罚款等强制手段为后盾的“指令性的计划”，而是以帮助居民家庭解决生育和养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加上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为手段的“指导性计划”。

　　就目前中国普通居民家庭而言，按其收入水平，要养育两个孩子着实负担不轻，而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是农民的年轻夫妇，他们背负的社会经济压力更甚。近年来，因为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关于儿童福利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多。在讨论中发现，中国居然没有一个起码能够自圆其说的儿童福利制度。所以，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服务必须跟上，尤其是在农村。不然的话，可能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另一种问题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