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员，排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平生了。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显得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感，平时也能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部要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作、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报一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是：一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姓。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专款修的知青窑洞里了。我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书都有。还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翻他的汉语辞典，那本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时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龄人，很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多，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溜奸耍滑。他话也少，从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到这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题，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采访组：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1986年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学习，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考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交通等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照片。当年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运输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引起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票，上飞机那天正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到亲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后，最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你一个在职，好好干!”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