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分析，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人均GDP仅在5000美元左右的经济体。在这一人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仍然存在大量尚未满足的需求，市场经济自然的扩张性仍将比较突出，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在工资率略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时间;再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性建设必须完成。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仍然是需要学习的赶超型经济体，大量的先进技术、商业模式仍然可以向国外的先进市场经济学习、模仿和赶超，因此，生产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这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着极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如西部相对贫困落后的省份，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生产能力，而且能够消化中国经济许多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
以上三点，即，人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赶超型经济和大国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比如接近9%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更具体地讲，未来中国的三件大事将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底线。
第一，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包括城市的常住外来务工人口，仅仅达到50%，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率整整低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发展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城市化率，中国还有大约12%的空间可以利用。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2%以上的GDP增长速度。
第二，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同时适于人口居住的国土面积相对有限，可使用国土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国土建设需求，如水利、抗震等其他防治地质灾害的建设。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第三，中国的消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望持续提高，因为现在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有逐步回升的态势，这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也意味着居民的消费和零售总额在上升。
总之，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下降的底线是有保证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既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有底线的，那么，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内会不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滞胀这一难题呢?
其实，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根本上，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那种总体有效需求迅速扩张的局面，中国经济今天的一个基本态势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总体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际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制造业企业仍然有能力消化吸收相当一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太会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不断改善，基本农产品的产量持续增长，因而不会长期出现农产品价格高速上涨的情形。事实上，2011年前后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并不是生猪生产的基本面有问题，主要是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没有像保护粮价一样给农民提供一个长期的生猪收购价格底线，让农民养猪的生产决策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直接带来的是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之，中国经济不具备恶性通胀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关键期
尽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2011年之后的两到三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缓，温和通胀压力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期。
为什么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根本的原因是过去10年来，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实施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必须从本质上解决，但是经济却在高速运行。好比带病高速运转的机车，不可能持续，必须减速修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去17年来财政体制基本没有改革，这产生了不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政的局面，潜藏了地方财政的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财政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增速放缓和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这种关键调整期的第一个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放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投资冲动在放缓，投资冲动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将有所改变，量上会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是投资的主要推手，也是投资冲动的放大者。地方政府在过去一段时期，尤其是过去3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为其快速增长的固定投资融资。第一是土地出让的收入，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所得，快速从开发商处获得收入来经营城市。但是，由于十多年来房地产的过快发展，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可逆转，房地产价格年复一年两位数高歌猛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获得快速融资的机制逐渐消失。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第二个机制。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自己手中的企业来融资，即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如今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融资量的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往往占到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0%，而地方土地财政至少能够影响整个地方政府50%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10%的投资项目出现负增长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很可能会导致GDP增长速度下降1.5%，即GDP增速从过去10年的年均10%以上降到8.5%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蓝领工人的工资成本不断上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直面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在不断上涨，这都使得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企业得以迅速扩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地消失。
总之，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正在逐步地消失，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下滑，8%～9%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两到三年是可以预见的，这和金融危机之前11.2%以及金融危机之中9.7%～10.3%的增长速度相比是明显下降了的。
未来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物价温和上涨的压力持续存在。温和通胀的原因，一是热钱的涌入。由于西方国家短期内很难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将会持续存在，国际原材料的整体价格也会上涨，这对中国的物价控制而言毫无疑问是个长期存在的背景压力。二是中国自身的相对价格调整在所难免，比如说能源和资源的价格需要调整，而这种价格调整往往会带来整体的物价水平的提高，这是我们过去改革30多年的基本经验所反复验证的。
由于温和的、3%～5%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中国想恢复经济危机之前2%的低通胀局面是很难的了。经济增速的放缓和通胀压力的上涨，这一切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是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温和的通胀，会使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到经营的压力高涨，尤其是出口型企业，将会继续面临不断上升的经营压力。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会面临重新择业，还有一部分出口的企业会转做内销，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全面调整的最根本的格局。
宽财政、紧货币、促改革
在这艰难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财政政策在未来两到三年的调整期内应该保持宽松的态势，中国的财政完全具备提高支出、承担一定赤字的“宽”财政的能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事实上，中央政府的财政情况远远比政府自己所想象的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财政体制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财政改革也许是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最大的重头戏。为此，需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措施，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快上升，拉动居民消费。中央向地方无条件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也需要大大加强，以缓解部分地区的财政压力。同时，非常有必要试点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改革纯粹以现金流为目标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的重要区别是我们的政府直接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因此我们的政府必须时时评估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同时财政管理有效的地方政府应该被容许试点直接发行地方债，试点成功之后再由全国人大考虑修改《预算法》。
税收方面的改革也是紧迫的。在中国经济现有的条件下，对企业征税的成本远远低于对个人的征收成本，同时，企业税收也有促进企业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而个人所得税相反带来了广泛的不满。个人所得税被看成是对高收入者的惩罚而不是鼓励，而企业税是对高纳税企业的一种鼓励，是企业获得政府帮助的一个机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根本的不同。税收方面不能简单地照抄西方教科书的经验，中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不会也不应该是个人所得税。
与“宽”财政政策形成对比的，是“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热钱会大量涌入，再加上中国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非常之高，而且货币存量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在未来两到三年的中国经济调整期，货币政策应该是不可避免地持续从紧。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应对热钱的涌入，也可以化解历史上所形成的宽松的货币存量的局面。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避免重蹈日本资产泡沫覆辙之必须。这也可以为相关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压力和帮助。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重点是全面改革
比如，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巨大的空间。国有企业当前仍然存在运行机制不够灵活、高层管理不够稳定的基本压力，股权改革、产权改革以及适当地增加高层持股是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金融方面，必须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探索资金双向流动的资本账户改革思路，其中核心的是让中国的百姓和企业更加自由地将自己的存款转化为外币流出。
总之，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今后两到三年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一个较长久增长的关键期，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府和企业等各个方面能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的话，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