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表示，今年初确定了全年经济增长7.5%，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同时疲软，保持7.5%左右的增长确实非常困难。彭森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不能简单用外需不振或者内需低迷来解释。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在是结构调整阵痛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增长模式靠资源推动、投资拉动，现在它的动力大大衰减。而靠创新驱动、体制驱动的新增长动力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一方面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另一方面经济虽然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但是下行压力巨大并在持续加大，稳中趋缓的趋势还没有看到。

　　彭森表示，内需现在确实很难找到比较好的新的增长点，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在于中央的八项规定，而是这两年整体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仅仅6.9%，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7.5%。今年的投资效果目前看来不明显，虽然今年包括棚户区改造、铁路工程的大量投资，还有其他货币政策的小调整，但是这些只是在二季度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彭森认为，靠投资拉动，恐怕只会进一步恶化结构，不是很好的方式。

　　彭森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靠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深化改革是培育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的根本途径。其中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任务也是要围绕推进城镇化全面地深化改革，找到经济的增长点。

　　新型城镇化和过去城镇化最大的差别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点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太多重视了土地的城镇化过程，而农民的城镇化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彭森认为，城镇化最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城乡规划发展真正实现一体化，二是城乡要素流通和交换真正实现市场化，三是城乡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均等化。他表示，围绕城镇化所进行的改革，涉及到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投融资制度改革，都提出了很高的任务。比如土地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要很好地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特别是合法的财产权益。按照三中全会规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财产权的收益，同时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的流转市场。完善征地的补偿制度。户籍制度方面有关的政策已经开始推行，区分了大中小不同城市结构的新的户籍政策。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把过去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淡化，真正建立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资金是从农村往城市里流。彭森表示，一方面要创造一些条件为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形式拓宽城乡建设的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使城市的资金包括社会资金也能够投入到农村去，在农村兴办各种企业。当然也要鼓励社会资本通过个体经营的形式参与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等方面上来。

　　中国的房地产政策面临重大调整的阶段。彭森表示，要梳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虽然房地产的回落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房地产目前涉及到整个产业链和金融债务风险的问题，政府对房地产问题一定要高度关注，要制定计划，有序推出调整政策，要通过法治的办法、税收的手段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从法律方面做一些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