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首先认为监管指标单一，过分看重资本充足率，而这一指标并不可靠。

　　“实际上爆发危机的银行，资本充足率都非常高，都在11%以上。对于资本与风险是否有必然联系?有人认为是正相关，认为在管制压力下以及代理关系下，资本与风险应呈现正相关。但也有人认为是负相关。从分子来看资本充足率的失效，一方面是一级资本，包括永久性股东利益，以及一级与二级资本之间的其他核心资本，如混合型权益，还有二级资本与三级资本。从分母来看资本充足率也有失效的可能性”，巴曙松说。

　　第二大缺陷是过于侧重微观监管理念，这也是A股股灾中暴露出的缺陷，微观叠加产生的宏观效果预计不足。国家利用微观调控的政策、理念调整各项监管，而从宏观层面出台的政策叠加效应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第三大缺陷是基于事后监管方法的不足;第四个缺陷是监管协调不足，机构与机构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存在这种问题;第五个却显示监管的顺周期性，在上升周期放大收益，低估了风险，比如房地产市场在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贷款不良率高，但由于地价上涨，利润空间仍可偿还银行贷款，这就是顺周期效应，反之则是逆周期。

　　第六个缺陷是救助机制不健全。金融危机不是经常出现，但当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救助机制就无法产生作用。“为什么英国脱欧对市场的影响那么大，就是因为市场对这一事件都认为是说说而已，但真出了问题才发现，市场对这一事件的预后不足”，巴曙松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或者局部危机发生之后，很多机构与企业寄望于央行的救助。对此，巴曙松表示，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是不确定的，摇摆的。因为一旦确定，则会激励银行铤而走险。

　　他以美国为例称，在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小的金融机构被救助，投资者就以为雷曼也会被救。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就引发了市场的大量波动与冲击，甚至出现阴谋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