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围绕“如何认识增长质量”做了主题演讲。蔡昉认为，增长质量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没有水分的增长，即不以资源、环境、生态、生产安全恶化为代价;二、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非靠政策刺激超越潜在增长率;三、产业结构调整应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速度。蔡昉认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终究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可靠的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针对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蔡昉提出多项政策建议。一是不以GDP论英雄，实行增长方式(资源、环境、生态、安全)“一票否决制”;二是增长速度根据潜在增长率设定下限和上限;三是生产率引到结构调整;四是以供给引导需求;五是增加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创新要素的投入。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将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概括为八个方面：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结构恶化、千年不遇的利率困局、高债务和高杠杆、收入分配恶化、去全球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困境。李扬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创造性破坏”阶段，经济调整的最主要任务是淘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过多低效企业甚至僵尸企业。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具体路径则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科技进步，建立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全球正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这意味着，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

　　与会专家们还围绕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经济走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等重大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在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国际贸易更加低迷，债务水平继续升高，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际贸易投资增长乏力，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国际社会的“协奏曲”。

　　在对中国经济走势的认识上，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史丹认为，中国制造业仍具竞争优势。只要有创新和差异化优势，就不会失去制造业，就能吸引制造业的转移。中国要实现先进制造业，必须实现从传统工业化到低碳工业化的转变。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总结到，2015-2017年宏观稳定目标成效显著，连续三年维持经济增长6.5%以上，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平稳，也没出现严重的通缩;汇率有限贬值，宏观指标达到了全球最好的水平。微观效率指标改善有限，不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都处于下降。金融累积风险增加，降金融交易结构的杠杆成为央行最重要的防止风险的目标。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高，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认为，分享经济崛起的基础条件是减弱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在创新服务业发展当中，要把优化制度环境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是由现代服务业特点决定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以投资拉动为特点的传统要素驱动转变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全要素驱动。

　　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有关政府的去杠杆只能取次优之策。首先是守住名义赤字率心理防线不松口，其次是坚持减税与减支同步操作不动摇。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闫坤认为，个人所得税全面改革涉及面非常广，需要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和各部门的全力配合。

　　在金融创新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已是金融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当务之急，理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可选择的一个政策抓手：加大长期公司债券的发行力度，延长债务性资金的久期。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中国金融业结构性风险突出，因此需要稳中求进。金融结构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应当提高，金融覆盖范围应当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