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1、中央对经济企稳信心增强，2016年取得三大进展。会议认为2016年取得了三大进展：一是经济形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2016年经济L型探底软着陆，效果超出年初预期，GDP增速6.7%，1-10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6%，比去年同期大幅回升10.6个百分点，PPI从1月的-5.3%大幅回升至11月的3.3%;二是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基本出台，改革从方案准备期步入深化攻坚期，随着十九大召开，政治经济学条件逐步具备;三是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均是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并带来重大投资机会。

　　2、中央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3、稳增长在2017年经济工作中地位有所下降，财政扩张力度或不及2016年。2016年经济增速和企业效益超预期，为2017年经济工作重点从稳增长转向促改革和防风险提供了宏观背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了改革和扩大需求的顺序，也调整了重要性地位。2015年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2016年则变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表明2017年财政扩张力度或不及2016年。

　　4、货币政策告别宽松时代，转向中性稳健，中国流动性拐点出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2016年则变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表明2017年货币信贷政策不如2016年宽松。未来货币宽松的制约因素开始增多，房地产调控、通胀预期升温、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2017年美联储加息次数上调至三次等。

　　5、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加杠杆步入去杠杆周期。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房地产调控将始终处于高压姿态，对于环比价格上涨的热点城市将不断加码限购限贷政策，否则地方政府将被问责;2014-2015年人民币被动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势货币，积累了高估压力，未来汇率将继续修正高估，回归均衡合理水平;由于特朗普“基建+减税+反移民”等政策推动再通胀、美联储加息次数上调、美元走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6%、中美利差收窄等，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增加资本流出压力，未来资本账户管制将不断加强，发改委等四部门关注异常FDI;面对过去非银机构通过加杠杆、加久期、降信用的方式套利，央行通过“锁短放长”投放流动性，以实现拉长久期、抬升成本来实现债市去杠杆;前期新兴保险通过万能险举牌甚至并购上市公司，监管层开始出台“保险姓保、保监姓监”的新规。

　　6、“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企业效益继续改善，重大投资机会凸显。会议强调，“去产能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表明市场化和行政去产能将继续深入推进，并有望从钢铁煤炭向化工、有色、稀土等其他产能过剩行业领域扩展，供给约束仍将是主导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逻辑。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

　　7、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流转。会议强调，“要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表明2017年农产品种植结构、收储制度、土地轮休、土地制度等改革有望推进，成本上涨和供给侧去库存将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8、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避免房地产金融过度繁荣。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发扬“工匠精神”，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010-2013年影子银行过度发展，2014-2016年在货币超发下房地产金融过度繁荣，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面对特朗普减税、吸引制造业等政策，以及印度在莫迪改革带领下的起飞，2017年将通过减税、放松管制等政策鼓励资金回归实体经济。

　　9、从刺激房地产到建立长效机制，限制投机性需求，增加土地供给，发展大都市圈。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表明中央明确了房地产的居住属性和消费属性，否定了投资投机属性。会议强调，“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表明中央决心解决人地分离、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匹配的问题，大都市圈战略日渐清晰，小城镇化战略或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土地供应增加，未来房地产投资回调幅度可能不深。2014-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比较充分，2017-2018年面临补库需求。

　　10、国企改革强调混改是突破口，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望突破，产权保护将稳定企业家信心，股票市场将更强调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改革创新，“一带一路”迎来历史性机遇。国企改革方面，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论述为“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2016年则变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表明中央把混改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类似联通的混改方案有望在其他行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金融监管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预计随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金融监管框架可能将作出调整，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转变。股票市场方面，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论述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2016年则简化为“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表明未来股票市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创新而是服务实体经济，比如IPO提速、助力国企混改、传统行业兼并重组、债转股等。会议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随着美国推出TPP，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改善，为“一带一路”和双边自贸区谈判迎来历史性机遇。

　　11、展望2017年，我们正处在一系列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之中，经济从快速下滑期步入L型探底期，物价摆脱长期通缩步入温和通胀，企业业绩从长期恶化步入温和改善，政策从稳增长转向促改革和防风险，改革从方案准备期步入深化攻坚期，大类资产轮动从债市房市转向股市商品，市场从炒故事转向更重视业绩。坚定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成功的信心，坚定股票市场走向业绩牛的信心。(作者任泽平系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