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前者强调制度规范，后者强调责任监督;既强调思想建党，又注重制度治党。二者精准发力、双策并施、相辅相成，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设计的新理念：用“正、反、合”的智慧，设计好主体性制度与保障性制度，把制度的原则性与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把人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结合起来，利用制度与人共同发挥作用的函数关系，实现从严治党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制度管党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用制度和改革的方式抓党的建设，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党在制度建设的探索中日益走向成熟、走向自信、走向理性。在这方面，六中全会既重视制度的规范，更重视制度的执行，真正把制度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

　　首先，强调了问题导向。好的制度既能接天线，也能接地气。能接天线，说明抓住了共性;能接地气，说明覆盖了个性。中国这么大，党员规模这么大、构成如此复杂，如果从书本出发、从假设出发，那么很可能抓住了共性，丢掉个性;抓住了面子，丢掉了里子。因此，管党治党必须从问题出发，坚持精准发力，管党治党才能落到实处、卡住要害、点住命脉。比如，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重视的诸多问题，而《准则》和《条例》绝大部分制度都是奔着这些问题来的。而且，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针对我们党今天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严峻挑战，针对管党治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风险，针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各种阻碍，而作出的符合党心民心的郑重选择，这也是六中全会的一项重大政治成果，必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强调了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力。六中全会突出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比如，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强调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以上率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党内监督方面，必须牢牢抓住主要负责人即“一把手”，充分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自觉履行自我监督职责。

　　再次，强调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条例》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这意味着监督者本身也要受监督。这是一种贯穿整体的监督形式，即通过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监督、相互监督三个维度，实现内部制衡、自我监督。此外，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全面从严治党融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从而把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融为一体。

　　最后，强调了明责、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倡导，如果没有专门的问责主体，都会变成稻草人。六中全会把党中央统一领导监督工作与分层监督结合起来，把纪委的专责监督与监督主体的多层性结合起来，梳理了问责主体的职责，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六中全会把制度建设摆在管党治党的突出位置，就是要用制度的边界规范行为的边界，用制度的力量激发人的力量，用制度的权威塑造党的权威和党中央的权威，最终通过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挥党内监督的政治保障作用，培育出具有历史传承与时代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构建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