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中国大陆境内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引发外界关注。其中，有三种论断最为耀眼：
一是“试验田”论。自贸区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全面改革的“试验田”。一旦上海的试验成功，那么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如重庆、天津、海南、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地，也可以仿效当年中国搞经济特区的经验，继而复制上海自贸区“试验田”的经验，使中国的全面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更上一层楼。
二是红利论。自贸区将为上海带来十年红利，会在金融市场 产品创新、离岸业务、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业务试点中带来巨大的红利。目前，可以看得见的红利已经出现。比如，国内外的公司在自贸区内抢注公司，甚至连一些上海大妈也组团抢注自贸区“壳”公司，连带推广了一个叫“虚拟地址注册公司”的名词；自贸区内的房价上涨迅速，9月的房价就比8月的高了8.3%，而且未来一年内可能会上涨50%，若干年后可能会翻上几番；与自贸区有关的股票被热炒，港口、物流、贸易、地产、金融等行业的股票价格连续飙升，甚至连与天津未来设立自贸区相关的股票也被热炒。
三是国际战略论。上海自贸区在未来可能会挤占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自由贸易市场份额，并与美国助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规则产生竞争关系。在美国想抛开WTO规则、另立对自己有利的新规则的背景下，中国设立自贸区，进行试验，为将来与美国谈判，或加入其制定的新规则，或与其协商制定新规则，或与其协商共同整合各种规则，做好准备。毕竟，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得有自己的本钱、经验。
三种热论主要涉及中国市场的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可能性。当然，其中也折射出与这种利益实现可能性相伴而生的改革冒险精神。
多年以来，国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动向。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政治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如何能够实现执政党的领导与人民利益的落实能够长期共存；社会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如何能够避免掉入社会阶层固化陷阱；法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能否建立宪政、法治模式；史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能否实现官治向民治的转型；文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能否容纳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国外理论界在讨论中国的改革能否从威权政治向民权政治顺利转型，能否从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顺利转型，能否从低度人权向高度人权顺利转型等。
面对国内外的讨论和期许，作为中国改革最有发言权的执政党肯定会作出反应。执政党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判断大致有四种：一是改革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二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有巨大的“利益藩篱”阻力。三是改革需要有勇气，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四是改革有空间，有顶层设计，有突破口，因此要自信。
如今，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以被视为一种改革决心的体现，一种改革突破口的寻找，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高层决策要冒的风险。执政党的决策高层对于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并非没有异议。媒体传出高层推动者“力排众议”，其中所含意味深长。而且，自贸区挂牌时，最高推动者并没有在现场现身，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公布也尚显保守，这些例子都说明当前中国高层决策的难度。克服困难，意味着要冒风险。顶层设计的搭建和突破口的选择要冒险，消除高层内的决策分歧要冒险，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要冒险。此外，这块“试验田”是否能结出可以复制的经验果实，也将影响着决策层下一步的改革动向和决策部署。
第二个层次，制定细则要冒的风险。目前，社会对上海自贸区最大的期许是金融方面的改革，而此方面改革细则的出台，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即自贸区内的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内地资金的套利流动，自贸区内的汇率、税率也与中国内地不同，这种政策“双轨制”运行的过程是否可控，最后的结果是否会达到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要求，都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层次，入住企业要冒的风险。多年来，企业家们一直梦想有一种最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自由市场环境和国际贸易环境。然而，这种环境一旦到来，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还有待于市场的检验。如果一些企业家仅从短期内的公司注册套利、房地产价格涨价、热炒相关概念股等方面获取小利着眼，那么，他们显然还不具备现代国际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和运营素养。一旦相关的政策管控到位的话，这些企业家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有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国际竞争的必备素质，以及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将决定着这些自贸区内入住企业的最终命运。
第四个层次，自贸区国际竞争要冒的风险。既然自贸区是要面对国际市场，就要接受国际市场的通行规则，不然就会遭到非议。在自贸区试运行的初级阶段，国际市场的通行规则与中国特殊政策细则之间肯定会存在不小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要么是上海自贸区顺应国际市场需求，要么是国际市场顺应中国国情，或者二者寻求新的平衡点，其中的磨合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想借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希望与美国主导的TPP、TTIP等贸易新规则接轨、整合，因而势必产生一种市场规则的创新竞争。中国市场想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必须在上海自贸区内有所作为，而且必须创造更有竞争力、吸引力的国际贸易规则。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改革也必然会带来促进效应。
可以猜想，上海自贸区的运行不会风平浪静，然而，这块“试验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试验、冒险没有退路。一方面，它要证明中国的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口，这种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对内改革的历史路径依然有效，执政党的合法性依然会牢固树立，共同富裕的愿望依然会有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它要证明中国社会各界有改革的冒险精神，而这种冒险精神正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世界尊重的必备条件。有了这种条件，中国既可以创造新规则与世界接轨，也可以创造新规则为中国的改革找到新的路径。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