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智库STRATFOR4月26日】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庞大的人口就业。东亚国家普遍具有人口密度高和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历史。政府不提供稳定的就业条件，将不可避免的要负担大量的人口问题--这正是革命的原因。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东亚各国政府的重点是在处理人们的储蓄问题和控制国家的金融制度，以确保信贷主要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低利率贷款使得企业的就业和产出最大化，尤其是对于出口导向型厂商来说，并且可以使得企业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拥有更多的现金来实现周期循环。

　　继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后，中国经济奇迹从依赖大量家庭和企业储蓄转移到扩大现代经济活动如修建道路、工厂、铁路和建筑物所需要的固定资本投资上来。但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严重弊端是它不鼓励家庭消费的发展，而家庭消费是除了出口和投资的第三种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鼓励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储蓄而不是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消费，这将抑制家庭消费。在经济衰退时期，无论从国内和国外来说都存在着需求疲软，增加政府投资意味着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这种做法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东亚国家经历了稳定和促进消费的政策调整和允许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过渡阶段（常常是不稳定的）。如果重组成功，其结果是通过消费而更加平衡的持续增长，同时出口和投资也将对增长做出贡献。

　　台湾和韩国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台湾在1962年到1985年期间，出口、储蓄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对于整体经济的重要性在下降。在70年代末期，台湾的汇率贬值有利于增加出口加，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了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然而，由于台湾是发展一个重工业空间有限的小岛屿，资本从未上升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意味着经济从未变得如此依赖于投资，而削弱消费。 1983年以后，台湾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更有效率，并且台湾经济向高技术经济过渡。这种转变使得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1968年的47%上升到2008年的60%。如今，台湾的消费、出口以及投资都保持平衡，消费占GDP的60%，出口占GDP的73%，投资占GDP 的21%。

　　同样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的出口，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达到最高值。虽然韩国面积很小，但是它需要大量固定投资来支持重工业或国有企业集团的扩张。当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直到1988年这一比重达到了47%。经过这一时期，货币升值（从而增加国内购买力）使消费保持稳定，投资增长抵消了出口的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国内金融问题和经济衰退中消费下降到最低点，1998年到2002年韩国政府支持国内消费，因此国内消费迅速增长。今天，韩国的消费（占GDP的55%）、出口（占GDP的53%）和投资（占GDP的30%）达到了平衡状态。

　　然而中国还没有经历这种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的转变，仍然是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虽然台湾和韩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一半只出现过一次（并且迅速恢复），然而中国在199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50%，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在2008年比重降低到35%。当然，在这一时期，家庭消费的绝对数额在上涨，这是因为家庭收入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扩大。作为整体经济的一部分，家庭消费下降但是储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出口的都在快速增长。换言之，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成功地使消费支撑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弊端是，它使中国非常容易受到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事实上，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出口大幅下降，政府刺激投资增长比例超过90%，而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不到10%。

　　消费疲软

　　尽管中国存在内在的问题，但是作为经济增长一部分的消费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改革的前十年，中国经历了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1979年经济自由化解放了30年来被压抑的家庭、企业家和农民的消费，家庭、企业家和农民获得了买卖自由。20世纪80年代消费达到了GDP的50%，而出口和固定投资每年以25%和18%的速度扩大。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消费增长变得不稳定，因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迫使政府重新集中控制，这包括控制经济政策以冷却过热的经济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从来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尽管在1994年到2000年期间，它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1992年，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发起了一个发展战略，使得沿海城市成为主要的生产和出口才产品地区。最初，出口经济和投资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私人雇佣就业在出口部门的迅速崛起，消费稳定下降，但是，事实证明不可持续的。到90年代末，沿海城市和国有企业的补贴资金泛滥，政府银行的投入许多都是错误的，国内银行系统存在不良贷款的风险，并且房地产部门过热。经济问题归咎于对国有企业（SOES）管理效率低下，政府进行了重大改革，够导致失业上升和对"铁饭碗"--国家职工的福利制度解体。1995年，朱镕基总理后开始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48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并且之后每年这个部门都以3%的速度递减。国有部门规模的缩小除了有利于出口的之外，还导致了消费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消费者没有获得和花费更多的收入。 更确切地说，消费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小于出口和投资对整体经济的贡献。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主要是由固定投资（2008年固定投资占GDP的44%）和出口（2008年出口占GDP的32%）推动，而这些是以国内消费（占GDP的35%）为代价的。就业和工资增长滞后于教育、住房、医疗和基本商品成本上升，这使得储蓄增加。由于很少的投资机会，许多家庭将资金储蓄在国有银行系统并转换成政府计划投资的资金积蓄。与此同时，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很难获得信贷，必须依靠自我融资或地下贷款的获得收入，从而一直保持着高储蓄率。

　　中小企业的资金有限使得中国就业主要依赖于出口部门，在过去的20年，国有部门裁员和农业部门缩减使得中国政府在提供就业岗位上有更大的压力。农业贸易壁垒的作用减弱 促进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了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的比重由1990年的73%下降到2007年的61%，这为至少150万在农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城市地区的外出打工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最近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劳动力被出口导向型私人和国外企业所吸收。在21世纪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国外居民消费而不是依靠本国居民消费。

　　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出口的重要性下降，政府投资弥补了这个不足。有很多关于经济"转型"创造可持续的家庭需求，以推动未来增长的官方言论。在过去的20年，经济依然保持着发展模式的负债结构。对出口过度依赖的转变仅仅是刚开始，以国内促进的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也只是暂时的。

　　地区差异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伴随着消费的下降，导致了地区差异。通过对中国各省份的经济结构的调查发现，主要存在于四类：主要依赖出口的省份，主要依赖投资的省份，对出口和投资二者相对平衡依赖的省份和有限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省份。

（欲查看互动三维地图请点击这里：中国经济结构图）

　　第一类（图中用橙色表示）是依赖出口的地区，其中出口比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大。这些地区是富裕的、国际性的沿海省份和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省。当西方国家谈到"中国"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这些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新疆，位于遥远的西北部、并且是为一个不靠近海边的自治区。它属于这一类别的主要是由于北京深化了与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出口中心的财富都是表面现象，他们是中国经济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区。不仅是他们的经济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投资已经超过了本应该的消费，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超出他们控制的各种因素影响。

　　第二类（图中用黄色表示）是投资为主的地区，这些地区固定投资的重要性超过消费的重要性，中国东北地区，以前被称为东北的"铁锈地带"或老工业中心地带，就属于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主要是依靠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内蒙古北部和西藏西部这些人口稀少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缓冲区，为中国提供地缘战略价值和自然资源，但是不会涉及到经济发展。固定投资进入利用在这些地区资源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地区的资源包括煤（目前为止中国第一位的能源）。北京还需要维护这些缓冲区的主权，使之成为有效地战略目标。这一类别还包括靠近沿海富裕地区的内陆地区、贫穷、人口众多以及资源丰富的省份，例如陕西和山西的东部，还有安徽和江西南部。这些地区一直都是依靠北京提供的补助来维持社会稳定。著名的毛泽长征都是在江西开始，在陕西结束，这并不是巧合。

　　东海岸相邻的两个省份，江苏和山东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东北黑龙江，属于他们自己的类别（图上用白色表示）。这四个省份提供展现出外表相似的平衡经济结构。出口有利但并不是最基本的，且投资比消费更为重要，这些地区增长的不一致不像主要依赖投资地区那样反常。这两个地区都很富裕，大量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并且从外国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收益。中国许多领导人都来自这些地区，如果要找到中国能够获得与台湾或韩国类似的成功，那一定是这些省份地区。

　　最后，还有一些地区（图上用绿色表示）不能发展出口产业，并且地方经济的投资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虽然往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从为其他地区提供劳动力的人口稠密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到人口稀少的西部省份（甘肃，青海），以及贫穷、相对孤立、自给自足的四川和西南的重庆。这些地区大都是非常和相对贫困，但他们不依赖于外部世界也不受到快速或不稳定变化力量的影响。

　　下一步呢？

　　尽管在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刺激国内消费，短期内经济刺激和补贴不会使北京的国内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过去二十年的出口导向增长将消费者口袋的资金用以资助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这些对消费信贷的增长、工资和社会服务都不利。其结果是一个产能过剩，过度依赖外部世界和国内消费乏力的经济。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过渡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是以失业增长为代价，来自农村地区劳动者很难在需要熟练劳动力的部门找到工作。出口部门失业率上升和政府投资的下降可能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为 政府机构增加紧迫感，共产党准备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领导的过渡，即将离任的管理者必须权衡经济转型的需要与制度缺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