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涂建军（Jianjun Tu）是驻温哥华的能源和环境高级咨询师，也是加拿大工业能源终端使用数据和分析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詹姆斯顿基金会《中国简报》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China’s Rare Earth Policy

稀土这个术语是指一组17种化学特性接近的金属元素，包括钪、钇和15种镧系元素。稀土元素被认为是重要战略物资，可用于制造军工和商业附加值高的产品，特别可用于绿色科技。2005年以前，稀土在全球市场上以低价进行自由交易。然而，自2005年起，中国--世界领先的稀土生产者--逐渐加紧了稀土氧化物(REO)的出口限制。据报道，今年九月下旬，由于中日就东海海域疆界发生争端，中国中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此举标明了全球稀土供应链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大多数稀土消费国对此风险毫无准备。实际上在2009年，中国稀土年产量是129,405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97%，而由于技术复杂、资源稀缺，加上稀土分离和处理过程需要大量资本，在中国之外寻找更多不同的稀土供应地是不现实的。

　　中国支配地位背后的驱动因素

　　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中国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实施的一贯政策直接相关。然而，直到徐光宪（也被人称为"中国稀土化学之父"）在上世纪70年代研发出逆流萃取理论--这一理论被应用于对稀土等含有十多种成分的化合物进行分离，中国的稀土产业才得以腾飞。此后，中国稀土产量迅速增加，从1978年的1000多吨增加到1986年的11860吨，就在那一年，白云鄂博大型矿山的稀土产量猛增，推动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稀土氧化物生产国。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如863和973计划，持续加大技术革新投资，以获得在稀土供应链上决定性的优势，包括开采、冶炼、成型和制造等方面。并非巧合的是，在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说出那句著名的"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之后，中国不仅保持着世界最大稀土生产国的地位，而且成功地使自己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上的地位得到提升。自1990年起，中国国内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业消费的稀土量年均增长13%，至2009年达到73000吨。

　　中国生产商利用显著价格优势打败了几乎所有海外竞争者，这一优势不仅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也被中国政府无意之中的政策失误而强化，政府本打算整合攫取资源的部门，特别是稀土产业。为了跟上蓬勃发展的经济，中国政府在1981年制定了所谓的"有水快流"政策，以激励不受限制的矿业发展，满足资源需求的迅猛增长，而对环境保护、安全和行业整合并没有适当的考虑。准入标准和专利执行的缺位，导致小规模、技术落后的矿山和分离工厂大量涌现。到2008年，中国有100多家企业拥有123个稀土开采许可证，中国每年的稀土氧化物生产能力总和也已超过20万吨，远高于13.4万吨的全球需求量（见9月8日《南方都市报》）。普遍而长期的非法矿业经营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据报道，2008年广东省的稀土氧化物产量只有2553吨，但是由工业和信息科技部进行的调查表明，实际的生产水平是2.5万到3万吨。在稀土氧化物产量被严重低估的时候，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正成为一个最终破坏全球稀土市场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成百家中国稀土出口商在市场上进行疯狂的竞争，导致稀土价格比1992至2006之间的平均价格下跌了60%。

　　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是美国的战略失误，加上日本由于缺乏上游稀土资源禀赋而导致易受市场波动影响，中国的稀土产业本来不可能取得目前的垄断地位。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加尼福尼亚的山口矿（Mountain Pass mine）是世界领先的稀土生产商。由于来自中国出口商的残酷价格竞争，以及加州严苛的环境法，山口矿在没有州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于2000年后停产。不仅如此，自1990年起，大量使用稀土进行生产制造的企业都被放逐到亚洲。无疑，在稀土科技的许多领域，美国正在失去长期的领导地位。相反，日本作为在高级电子产品和绿色科技中使用稀土的主要经济体，已经争取到了时间，储备了数量不明的稀土资源。然而，在中国稀土廉价出口时期，由于日本国内资源的缺乏，将稀土供应来源多元化作为可行的经济选择却受到阻碍。

　　战略思考及意义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依靠上游稀土资源，获得先进技术并鼓励发展高附加值的下游加工业，一直是中国的国策。在稀土供应链上取得决定性优势之后，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稀土氧化物生产和出口的限制，主要是出于储备资源的强烈政治意愿。中国已探明的稀土储量为5200万吨，占世界总储量的45%，然而，这些宝贵的资源禀赋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中国已探明的稀土储备，包括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已探明储量4350万吨）、四川凉山矿（150万吨）和山东微山矿(400万吨)只含有轻稀土。对比之下，虽然供应全球的大部分重稀土（比如：钇）来自中国南方的"离子吸附粘土"（ion adsorption clay）矿石，但是中国南方七省已探明的重稀土储备却仅有150万吨。由于重稀土被认为更具战略价值，近年来中国政府出重拳打击中国南方的非法开采。美国也许为山口矿在本世纪初被关闭而后悔，但中国决策者们和学术界实际上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利用中国廉价而破坏环境的稀土，却将本国宝贵的资源当作战略储备。

　　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国的稀土储备感到忧虑。日本一位高级官员曾宣称，如果不从中国进口，日本的稀土储备将在隔年三月或者四月耗尽。而中国媒体广泛引用的一种说法却是，日本之前实际上只消耗了其进口稀土的三分之一，由此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稀土储备，能满足这个国家20到50年之需（见10月28日《北京商报》；10月22日《悉尼先驱晨报》；10月10日《文汇报》）。由于深知海外储备对其稀土产业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急剧削减了稀土年出口配额，从2005年的65609吨减到2010年的30258吨。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产业部起草的《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2009到2015年间，中国的稀土氧化物年出口将会限于3.5万吨内。另外，中国每年只打算生产13万吨到15万吨稀土氧化物（见8月15日《21世纪经济导报》；10月24日《金融时报》）。如果上述目标能够严格实施的话，中国以外现有的稀土储备终有耗尽之时，那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竞争力。

　　与一些观察者们认为中国此举会引火烧身不同（见10月28日路透社；9月28日《中国经济评论》），海外稀土生产商的匮乏并不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利益。近期内，就可量产的所有16种天然稀土元素（钷元素没有稳定或者长寿命的同位素）来说，中国稀土产业的成本竞争力不太可能被任何潜在竞争者破坏。根据上海有色金属网站提供的数据，氧化钕和氧化镝的价格从1月到9月6日分别上涨了80%和125%。但是，徐光宪对这种状况仍不满意。他在接受一家中文杂志采访时说，"海外生产商的生产成本比中国稀土氧化物的出口价格贵4倍。所以，稀土氧化物的市场价格应该至少上涨400%。因为资源的匮乏性，氧化镝的价格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增长10倍（见9月30日《英才》）。

　　中国之外存在许多大规模的稀土资源，中国垄断的长期可持续性值得商榷。然而，即使在中国之外实现全球稀土供应地的多样化，当前的状况恐怕也不会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改善。最近中国对稀土实施贸易限制之后，日本丰田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同双日公司（Sojitz）联合，与越南政府合作开发Dong Pao稀土矿场（每年5000吨）。为竞得每年3000吨的稀土金属供应，日本住友商社（Sumitomo）已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达成交易。而且，日本还与蒙古达成协议，参与开发稀土工程。与之类似，莫利矿业（Molycorp）已经开始在山口矿场进行稀土开发（年产1万-2万吨），还有澳洲的莱纳斯公司（Lynas）在威尔德山（(Mount Weld)）矿场（年产1万-2万吨），Afrafura资源公司在诺兰斯（Nolans）矿场（年产1万吨），加拿大阿瓦隆（Avalon ）稀有金属公司在 Nechalacho矿场 (年产5千吨)， 大西部矿业集团（Great Western Minerals Group）在霍益达斯湖（Hoidas Lake）矿场(年产3千-5千吨 ) ，稀有元素资源公司（Rare Elements Resources)在贝诺杰（Bear Lodge）矿场(1360万吨稀土氧化物资源)，格陵兰矿业与能源公司(Greenland Minerals and Energy)在科瓦内湾（Kvanefjeld） (491万吨稀土氧化物资源) ，加拿大Neo公司同三菱公司联合在皮廷伽（Pitinga）矿场 (自锡矿废渣中提炼的磷钇矿)都开始开采稀土。然而很少有人质疑，像日本这样的消费大国或者丰田这样的公司是否会与他们的竞争者分享这些宝贵资源。不仅如此，有一些稀土元素如此罕见以致无法完全进行自由贸易。比如，中国的镝和铽的年产量都在40吨以下。中国政府开始谨慎保护这些稀有资源时，所有新加入的参与者很可能将紧随其后。结果就是，即使中国以外的国家能具有规模化的稀土生产能力，所有稀土元素进行无限制贸易仍然不太可能。更糟糕的是，由于其决定性的成本优势，将来中国能轻易对稀土价格施加影响，从而排挤新来的竞争者。

　　也许中国在稀土产业上的主导地位看起来让人畏惧，但是中国对这一产业的控制实际上并非外界观察者认为的那么严厉。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中国有许多地方是"山高皇帝远"。笔者基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稀土氧化物供求平衡状况估计，近年来每年有2万到4万吨的稀土氧化物要么被走私出中国，要么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被储存起来。随着国际市场稀土价格飙升，对于那些中国境内能搞到稀土资源的人来说，稀土走私的经济诱惑更加难以抗拒。最后，中国政府计划大力整合稀土产业，到2015年，稀土分离厂的数量将从大约100家减到20家，所以地方政府正在为控制本地的资源而斗争。

　　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长期筹划、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还因为如本文所述，美国政府的战略失误。尽管其他国家发展了相当大的稀土生产能力，但是预计中国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具有排挤任何新来竞争者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未来数年里，中国能继续保留利用稀土作为政治谈判筹码的权利--不管中国领导人如何表态（见10月28日新华社电）。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的现行稀土政策不仅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也需要克服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经常的混沌特性，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使这样，由于稀土资源的战略重要性，新的海外生产商很快就会效仿中国采取类似行动。结果就是，廉价的中国稀土时代也许将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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